九七香港　躍升？殞落？ — 明珠蒙紅塵

香港，隨著七月一日刻刻逼近，躍升為全世界數十億人關注的焦點。八千多名國際記者將齊集香港，採訪九七交接。耗資十億美元興建的新會議展覽中心，矗立波濤中，如海上長城，將取代中國銀行，成為香港的新座標。慶祝回歸晚會，夜夜在衣香鬢影中上演。

經過一百五十五年英國的統治，十三年的過渡（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收回香港主權），香港重歸中國，不但結束了香港「租來的土地，借來的歲月」，中國大陸更以此象徵兩百年屈辱，一朝消除，最後一寸殖民地終於消失在腳底。北京天安門，深圳羅湖邊界都掛著電子鐘，倒數回歸日，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記者說「他們比我們熱烈得多。」

對世界來說，更應矚目。香港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神經，它存廢、興盛、衰亡，影響著每天外匯進出額九百億美元，全世界前一百大銀行，三十多萬家世界企業的籌資、營運、獲利、成長。「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不管大小，都與香港脣齒相關，」澳洲國立大學敎授克林渥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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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六百三十萬人更是第一批在歷史上，從資本主義交到共產世界的人（沒有經過人民同意），與近年國際大勢——柏林圍牆崩塌、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冷戰結束，恰巧背道而馳。

載著西方人懷舊、感慨、些許同情、極多現實，它要對西方世界說再見。背相機、掛背包，人高馬大的歐美遊客穿梭不停。「你一旦去過，就永遠身陷其中，」最近出版的新聞週刊香港專輯，第一句話就如此描述香港。

隔海的台灣，更應該密切觀察香港九七後的一舉一動。「一國兩制」是否順利實施？台灣居民在香港是什麼地位？收回香港後的中共，在國際上會展現什麼新實力？會對台灣有什麼壓縮策略，「你既要見林，也要見樹，林影響樹，樹影響林，最好連葉子都要仔細研究，這攸關你們生存，」香港民主黨副主席張炳良來台參加一項研討會，深感台灣對香港的隔閡。

凋零、生輝、蒙塵

九七後的香港，是機會？還是凋零？明珠會更熠熠生輝？或蒙塵幾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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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的香港會變成中國的香港？法治的香港會變成人治的香港？菁英的香港會變成平庸的香港？廉潔的香港是否會變成貪污、特權橫行的香港？中國會不會變成香港的負擔？中國的難民潮湧入是否會拖垮香港？

「真正的答案，要在公元兩千年後才會有，」旅居香港十六年的作家施叔靑說。

目前，新香港的圖像可大略分為：

特區政府在忙著與北京協商，交接修法。高層官員幾乎全由商界人士擔任，盤根錯節的商業利益、層層上達北京的政商關係，足以毀損往日香港賴以生存的基石——政經分離、公平競爭，令人懷疑回歸的結果，是否只能由商界享有，會是個「商有、商治、商享」的社會？

社會上，大部份菁英沈醉在大中國夢裡。麗晶酒店、皇朝俱樂部、凱悅酒店，光鮮可人的工商菁英，大談現在的香港有什麼可炒的？（炒樓、炒郵票？連計程車牌都炒到一張港幣三百五十萬元，一位計程車司機要開二十年，才能還清）未來的中國還有什麼機會？不時拿起大哥大，與內地的朋友互通最新股市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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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批菁英，藉著民族主義的大中國夢，找到自己的認同。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周志堅辭去銀行總經理職位，希望帶頭為香港做一些事，「證明香港人不是向錢看，不是個人主義，個人可以為社會、為整體犧牲，」戴著眼鏡、矮矮胖胖的他說。

但計程車司機、公園裡散步的老人乃至少數報人、知識份子，卻不安、懷疑。他們問道：五十年不變、不干涉香港，能相信嗎？共產黨什麼時候守過諾言？這批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乃至兩年前，從大陸逃出來，來此尋找自由的草根居民，卻很難沾染到興奮。「今後是與虎同眠的日子，」「九〇年代」總編輯李怡說。

樂觀有樂觀的理由，悲觀有悲觀的原因。「問香港將來如何，要看你問的是誰？」新聞週刊說。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經濟將如往常，持續成長。根據香港財政司所做預估，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將可維持在五．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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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領導人一再保證，不會干預香港的自由經濟，甚至兩三年內，對政治、法律也不會有大幅變動。全世界都在看，他們是否會打碎這個金鷄蛋，中國更必須小心翼翼實行一國兩制，因為實行得好，才對台灣有示範作用，「他們有條更大的魚要釣，」一位香港學者指出。

縱使政權易手，但是香港在歷史上，就深富應變能力。

表面上看，香港從走私鴉片起家，但香港也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前哨站。一八七七年，貝爾發明電話的次年，當香港仍是點點漁村時，就已有了手搖式電話。十九世紀中葉，就已建立船塢，從事造船及修船。

經歷四〇、五〇年代的難民潮，六〇年代左派及學生暴動。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總督麥里浩，有鑒於六〇年代香港動亂頻傳，貪污沈痾難治，成立廉政公署，嚴懲貪污，廣設大專院校，培養專業人才。加上香港原有的融資力量，原本被判死刑的香港，短短幾年成為金融中心。「香港自我重塑的能力驚人，」英國獨立報記者說。

只有六百三十萬人口，沒有任何資源的香港，快速但井井有條操作著世界最忙碌的機場及貨櫃港。中環的摩天大樓裡，深夜還睜著發紅的雙眼，緊盯電子銀幕的專業人士，創造了世界第五大證券中心、第五大外匯市場、第七大股票市場。香港每年外匯成交額，台灣只值其五％。「香港是真正的國際中心，台灣也許有潛力成為國際中心，上海只能期望，」匯豐銀行台灣區總裁王勵志說。

不管在摩登的中環、清幽的清水灣乃至龍蛇雜處的九龍城寨，一百餘年的香港，人們來此避難、淘金、尋自由、覓機會。「你只要肯做，就會出頭，」珠海大學新聞系主任俞淵若說出大部份香港人的心聲。俞淵若不到三十歲就來到香港，靠著替六家報紙寫社論，一手養大了四個兒子。至今每個兒子都獲得碩士，定居世界各地。

而香港歸併中國後，更讓香港經濟有更大揮灑空間。邊界貨物不用檢査，「平常每天可跑一趟的貨櫃車，現在可跑兩趟，」立法局議員唐英年說。

而原本面積只有台灣三十三分之一的香港，更能打破時空限制，做跨地域的長程規劃。在半山區的美利大廈，香港規劃署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做的策略規劃，就包括珠江三角洲及華南地區，一起做整體規劃。

「香港應該從中國的邊陲城市，變成中國的龍頭，至少要做華南的龍頭，」八年前，不顧親友的勸阻，辭卸舊金山大學校長職位，到香港籌設科技大學的校長吳家瑋說。

香港的競爭力在國際上，本已名列前茅。瑞士國際管理學院所發表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中，香港的國家競爭力，連續三年高居世界第三位。台灣則從十四名，一路下滑到十八名，乃至今年的二十三名。美國傳統基金會接連兩年，評定香港經濟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

以服務業（佔國內總生產毛額八五％）為主的香港，創下了亞洲第二高的平均國民所得、世界第七高的外匯準備。平均國民所得二萬五千美元，不但居亞洲四小龍之首，更超過母國英國與澳洲、紐西蘭等國。「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的成就，令我們警惕，」一位新聞界人士說。

在台灣捷運、機場、貨櫃碼頭、交通迭受國際、國內批評之際，香港的基礎建設，這幾年在政治紛爭中，仍然依計劃進行。

坐落在大嶼山的赤鱲角新機場，已完成三分之二，預定明年啓用，將是世界第四大機場、亞洲第一大機場，超過新加坡及日本，每年可載客三千五百萬人次。

新機場還沒啓用，但為了疏通九龍到新機場的靑馬大橋，卻率先在四月底完工。這座世界最長（鐵公路兩用）的一條橋，耗資九億一千萬美元，在點綴著五彩繽紛的大橋邊，穿著寶藍長外套，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說「香港是唯一能夠不追加預算，如期完成這項工程的政府。」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香港已是世界金融中心、轉運中心，隨著重大基礎建設逐步完成，香港更將邁往基礎建設中心。將基礎建設所累積的建設、顧問、籌資經驗，輸出國外。

根據統計，中國大陸未來十年，耗資五千億美元（相當於台灣兩年的國民總生產毛額）的基礎建設將次第展開。而中國大陸只是香港的一個市場而已，亞洲更有一兆五千億的基礎建設待投資。「東南亞、印度，有更大市場潛力，」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黎黃璦玲說。

「台灣要做的中心（金融丶轉運丶媒體等），香港大部份都做到了，還更往前走一步，」一位企業界人士表示。

而將來，當中國大陸撤除金融管制，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外幣，甚至可在國際流通，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將如虎添翼。「它是中國的華爾街，」香港嶺南學院院長陳坤耀說：「找錢、理財、撮合，香港一應俱全。」

九七在即，外商雲集的香港，對香港三、五年內，仍然有著充分信心。根據美僑商會對八千個會員所做的調査硏究，九九％的會員回答，未來三、五年內，他們或要擴充，或業務依如往常。

一九八四年之後，的確諸多外商，包括港商在內，將註冊地遷往他地，尤其百年老店怡和洋行遷往百慕達，引起恆生指數下跌甚巨。一九九五年，香港上市公司裡，三分之二的公司已在外地註冊，但是人員還是留在香港，全面運轉。

例如台灣統一企業控股公司，也採用同樣做法。總經理顏宗榮帶領著二十多位員工，仍然在上環皇后大道的辦公大樓裡，每天忙著轉帳、匯兌。聞不到硝煙、看不到戰火，每個星期天，照樣去參加台商組成的棒球隊，在沙田揮棒練習。「中共不願意看到，香港淪為沈默的東方之珠，」顏宗榮說。

野村證券基金管理部副總經理楊文斌指出，雖然一些企業，在新加坡設立分部（相對於香港的亞太總部），但都是暫時的。等九七後，一兩年過去，香港無事，仍將歸隊。因此他預測，九九及公元兩千年，香港會另創高峰。「這些企業，只是想買個保險，」他說。

如果中國大陸及香港以目前的速度前進，長成大巨人，」一位台灣觀察家指出。

腐敗的繁榮

香港加上大陸，經濟力彼此如虎添翼，更引起全球版圖重組、地緣政治劇烈變動，更因此會壓縮台灣的政經空間。（見四四頁）

短期而言，香港經濟前景固然燦爛，但是歸併到中國的香港，畢竟讓世人不放心。「我們不知道會是什麼？只知道舊的已去，新香港還未成形，是在掙扎著成形，」美國新聞週刊說。

當往日香港居民遇到政府妨害其權益時，可以一狀告到英國樞密院（最高法院）；很多人擔心，將來香港人最基本的集會、遊行、示威、抗議自由將付之闕如。 當往日香港人、錢、貨自由流通無國界，許多人擔心中國會加上層層桎梏，重重管制，「只是中國的香港，不是世界的香港，」財星雜誌預言。

當往日香港人靠樂觀、自信、打拚自己江山時，一些人擔心，香港不久後，會如今日的大陸、靠闢係、走後門、搞特權才能謀生路。

走到極端，縱使繁榮，「那是種腐敗的繁榮，」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任張五常十年前曾說「如印度孟買，有志氣的人也不願意待下去。」

香港在半世紀中，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轉運中心，「但歷史上很多偉大城市，也有凋零的一天，我希望香港不會有這一天，」中文大學副校長金權基在香港二十六年，已充分認同香港。天安門事變後，他曾隨香港百萬民衆走上街頭，遊行四小時。

而香港必須證明，沒有充分的法治、自由、民主，經濟仍能發展無輟，尤其如香港已達開發國家的經濟，「歷史上還沒有過，」一位學者評論道。

根本關鍵，「一國兩制」（由鄧小平提出）在世界上、在歷史上還沒有貫行過。

香港中文大學敎授關信基指出，香港雖是特別行政區，但仍然隷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央與地方關係。將來，中央與地方發生爭執，沒有雙方都認為公平的機制來解決爭端，只有依靠中央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解釋。每個人都可預期，人代會會偏袒中央。

他並指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只是政策，充其量只是法律，要兩種制度共存、長治久安，必須有憲法保障。

除了當政者，很少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例如，中共承諾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除外交丶國防屬中央政府外），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但是九七還未到，中國大陸已在行政、立法、司法，處於主導地位。

行政管理權最高負責人——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是由中共委派的四百人推選委員推選。許多香港評論者認為，選出前三個月，中共就已欽定董建華出任；立法權方面，中共不承認一九九五年經過香港民衆選出的議員，另外組成臨時立法會（也由那四百人推選委員會選出），在深圳開會，而且北京大力保證在此期間，臨時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中國將予以承認。「這是大開民主倒車，」香港一位證券界人士指出，「它在政治要閹割你，經濟餵飽你。」

中共縱使有誠意實施一國兩制，「如一個連做生意都不懂的人，硬去惡思收購一個大企業，成功的機會等於零，」一投資公司總經理說。

「一國只有一制，沒有兩制，」二十多年來一直幫助工人劉千石說。

中國殖民地

有國際人士，尤其台灣民進黨人士，常會質疑，香港人為什麼從來沒有抗爭，爭取自己的命運，而聽任中共擺布？

「天安門事變後，有哪裡五分之一的人口走上街頭抗議現實、香港政治冷感，不公平。台灣又做了什麼？」一位憤憤地說。

比起台灣總掛在嘴上的悲情，香港人更是悲情，從來不能掌自己的命運，被割讓、被租借、被「歸還」，都不能自主。

十多年來，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香港人爭取過保障民主由的制度，又忘我地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一九八九年，變後，一百萬人走上街頭（相當於六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憤怒走了幾個小時。來自台灣的作家施叔靑十餘年來總覺得客居香港。「那次終於有了香港的認同感，」她說，從那以後，施叔青從頭研究香港歷史，著手寫一部貫穿香港百年歷史的「香港三部曲」。

爭取不僅沒有效果，甚至使未來「主人」提高警惕，更加強對民主、自由的限制。新增的公安法修訂，集會遊行必須批准。

表面上看，香港人對九七的恐懼，並不如外界所想像。六〇％的人認為對香港仍然有信心，「但那是真有信心，還是如得了癌症的病人，要打起精神，樂觀地相信，自己會好？」李怡說。

從很多角度來看，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份。一半食物，四分之三的用水來自中國。近二十年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香港商人將工廠整批整批運往中國大陸，至今，香港仍是中國大陸最大投資者。根據研究，如果美國不給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香港國民生產總值會下降七％，失業率會增加二％。

另一面，近五年來，來自中國的企業、資本更支撐著香港榮景。放眼香港，貝聿銘設計的中國銀行大廈、進駐港龍航空的中信泰富，中資企業已經控制了香港一半的旅遊業、二五％的存款、二〇％股市的資產。如果中國大陸撤回一半投資，香港國民生產總值會減少三．五％，「它只是從英國殖民地，轉手成中國殖民地，」專門報導亞洲經濟的「衝擊二一」雜誌說。

「我們有本錢獨立嗎？」遠東經濟評論專攔主任秦冢驤反問道。

既與中國密不可分，七月一日以後，又不可避免，走上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的融合，將與原有香港價值觀相對抗。民族主義爭戰世界主義、人治對抗法治、特權對抗一律平等，「每個人都要跟自己對話，要往哪邊走，沒有現成的模式、規矩可循，」金耀基說。

而當全世界都走向無國界經濟，香港走向民族主義、以狹隘民族感情為出發點，「是逆潮流而行，」一位香港觀察家指出。

例如香港敎育署已規定，香港英文學校，除非經過特許，不能再以英文授課，要用廣東話授課。但是廣東話是中國的方言，國際企業擔心，將來找不到足夠的英語人才，影響香港的國際中心地位。

以前，香港任何工程、服務都開國際標，赤鱲角新機場是八國人員合建的。將來可能會有人質疑，為什麼都要讓外國公司做。香港政府備有龐大的顧問服務，一且交通、敎育、醫療出了問題，就會有外國顧問公司，進駐診斷，能改就改。但將來就難收集思廣益之效。

一位香港新聞界人士表示，中國大陸對很多事都可以以國家、民族之名譴責、定罪，愛國就不要批評政府；香港人就中國大陸事務進行遊行、示威，也可說成涉及國家行為，要由中共決定是否有罪。中共的威權將凌駕在香港的司法權上，高度自治變成空話。

而中國更擅用民族感情來壓抑民主、自由乃至人權。

一九八〇年代初，當中英開始醞釀談判之際，是現今的民主派人士，如李柱銘、張炳良等首先舉手贊成，並成為首批到北京支持鄧小平收回主權行動的人。「基於民族感情，我們覺得唯有回到中國，才可能實行民主，」張炳良說·「現在有受騙的感覺。」

民主派議員劉千石指出，孤立敵人是中國最慣使的伎倆。在台灣，反對政府，被送進監獄，人民視之為英雄，在中國大陸，進監獄，你會被孤立、被抹黑，「一點一滴瓦解你的意志力，」劉千石認為，中共將來面對香港的反對會用同樣伎俩。

民主派議員現在在香港也開始面對這種孤立。當李柱銘、司徒華今年三、四月巡迴美國，尋求經費及支持政治主張時，獲得美國總統柯林頓接見，美國國會大力支持，但香港的傳播媒體一致譴責李柱銘、司徒華等人向外人求救香港，香港的事務必外人來干涉。行政長官董建華甚至說，李柱銘等人是要「唱衰香港」。 「沒有民主，哪來自由，又哪來制衡，結果一定腐敗叢生，」李柱銘在空曠的立法局飯廳中，氣憤地說「香港人記不記得，香港記者席揚因為報導中國大陸匯率變動，被叛刑十二年，香人也常有因小事，被中國抓入扣留。」

當香港現今以法治、反貪污（去年，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彥被迫辭職，他以低折扣買入華屋，已不符合「本港對公務守的要求」），奠立競爭基礎，建立國際信嚳，未來中國大的人治，特權，逐漸侵蝕法治、清廉，「肯定完蛋，」一位旅居香港多年的台灣人表示。

香港是個國際現代化都市，「法律已非常精緻、複雜，不習慣的人，就想要找捷徑，走後門，」哈佛大學法學士，現為偉漢科技總經理的黃賢說。

新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信誓旦旦，要嚴懲貪污，中國大陸領導人也一再指示，國營企業在香港要遵守香港的法律，但是保證人治的大陸，和法治的香港結合，會有什麼後果？

踏上一湖（羅湖）之隔的深圳，計程車司機大談各種應付交警察的方法，「忘了開霧燈，要罰我五百人民幣，不知道根據哪一條，遞給他兩百元，就可以打發。」

你染我、我染你

「不是你染我，就是我染你，香港真能出淤泥而不染嗎？」香港中文大學敎授翁松燃說。

現在，能夠維持香港廉潔、法治，全繫於十九萬文官所運轉出來對事不對人的機制。只要公務員遴選、升遷、考核制度不變，而英國文官系統也不受政治干預，完全依法辦事，「這種傳統應該可以維繫下去，」廉政公署新聞主任高君洛說。

但就在前年，中共領導階層曾公開宣稱，要公務員公開支持臨時立法會（由中共支持），已違反文官中立原則。根據當時香港報導，中國更準備了兩萬人（大陸人士）的接班團，希望在現有官員退休後，能夠遞補，接替現有文官，則現在香港以文官為競爭力的利器又少了一項。

另一維繫香港法治的利器，是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直屬總督（將來直屬特區行政長官），對政府貪污，私人企業行賄、作假帳、暗地受回扣，都有權調査。而且貪污案一經民衆檢舉，廉政公署必須要調査，廉政公署希望提供一個乾淨的商業環境給香港，使雇主不必擔心。

雖然廉政公署已獲得中共保證，九七後照常運行，但是縱使現在，香港人都知道，中資企業裡違法之事甚多，也有人檢舉過，但是根據報導，廉政公署報上去，並沒有結果，「他們知道中資關係盤根錯節，最後一定牽到北京，」香港一位新聞界人士指出。

長久以後，正派經營的企業，覺得會面對不公平競爭，例如股市的內線交易、壟斷、招標的不公平，可能面臨撤資，轉到新加坡。

「香港是信心經濟，金融、股票、都需要公平競爭，一旦信心失去，就很難挽回，」中文大學敎授王家英說。

就連香港最大銀行——滙豐銀行（負責發行港幣）近年新建的大樓，也採取組合式的，「如有危急狀況，馬上就可以拆下來就走，」半真半假的話總是在香港流傳著。

媒體提前繳械

一旦外商大舉搬遷，香港是否能保持目前的繁榮，都是極大變數。但是，也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只要能蓬勃發展，做為門戶的香港，外商有利可圖，也會留在香港。

縱使榮景如一，香港變成貪污橫行、政商勾結，再加上原有的貧富不均，香港社會將失去那股樂觀、追求效率、公平競爭的拚勁，而忙著找關係，結網路。無法分享繁榮後果的中下階層將鋌而走險，社會治安也將因而敗壞。「中國只在意香港的經濟，社會、文化面，他們不會管，」一位貿易發展局官員擔憂。

在人們開始擔憂法治是否能維繫之際，原本應敲響社會警鐘、擔任社會制衡的新聞媒體，卻首先繳械。九七還沒到來，新聞界就已經開始自我審査，不願意登批評中共的文章，要登政治正確的文章。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所做的調査，九五％的民衆認為媒體在自我審査，而記者裡有五〇％表明，受到主管的壓力。「敵人還沒來，就棄械投降，」一位滙豐銀行人員說。

舉目所見，香港報紙、電視，成篇累牘皆是藝人動態、跑馬經、社會新閒，甚至到哪裡享受色情。「中共要的是一個腐化、順從的香港，」一位新聞界人士指出「不要有政治意向，不要有理想。」言論自由，更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息息相關。所有對大陸投資、期貨買賣、股票投資、外匯買賣，都必須基於資訊慌通，新聞分析客觀公正。往日，多國籍企業願意在香港設立亞太總部，就是基於香港能提供這種資訊，尤其是關於中國大陸的報導，一旦新聞自由失去，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將大受損失。「言論自由一亡，其他自由俱亡，」香港中文大學敎授李金銓表示。

面對九七，香港縱然有諸多悲觀景象，但是也同樣呈現觀景象，中國大陸政治在逐步開放，經濟更不可能走回頭路，更由於中資在香港利益逐慚加深，也有可能為香港條件。「只要不做為反中共或外國勢力（包括台灣）的顛覆基地，香港就會平安無事，」中國大陸一再強調。

入夜，太平山頂往下眺望，巨幅霓虹燈伴著海水，遠處天際飄來雲霧，中環地鐵站擠滿加班晚歸的人潮，辦公大樓裡仍然燈火通明，滿是加班的人，香港仍然充滿著蓬勃、向上、樂觀。「他們命運已定，留下來的人是決定要好好過日子的人，」作家施叔靑說。

也有很多香港專業人士及知識份子，已經有強烈的香港認同感，也希望在脫離殖民地的陰影後，能真正建立出一個讓世人尊敬的地方，有繁榮的經濟，兼顧個人自由及社會福祉，而不是如現在極端自由市場下的弱肉強食、貧富不均。

一百五十餘年來，香港從一個三千多人的漁村，在英國人的治理下，躍升為六百三十萬的國際化、現代化都市，運轉著先進的商業文明。未來香港是否能去蕪存菁，走出自己的路，「考驗著中國人，更考驗著香港人，」歷史學家金觀濤說。

「歷史的恥辱已雪，歷史的任務才剛開始，」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