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必須有希望

一九九四年，新港文教基金會舉辦「親近新港攝影展」，這些老照片看得我驚心動魄。我當初做「家族合唱」這齣舞，的確是為了呈現這些照片。但一路過來，就把很多對台灣的心情加進來了。
　這是我第一次有系統地看到十九世紀末到今天的台灣人照片，從清末、日治到現代。由於政治因素，以前很難有機會看到光復前的照片。光復後，台灣人「回到祖國的懷抱」，可是幾乎只是「昨天」，還被迫學日語、講日語，其至被迫從軍去中國打仗，加上二二八，以及隨後而來的戒嚴與白色恐怖，誰敢把自己或家人的和服照片拿給別人看？媒體當然也不刊登這些照片。「昨天」成為禁忌，「去年」和整個過去當然也是禁忌。
　解嚴後，許多被埋葬或淹沒的事物，逐漸在民間自發的努力下，重見天日。我這才有機會在新港看到一個鄉村的圖像歷史，也幾乎就是近百年來，台灣基層社會庶民史的縮影。活到快五十歲，我才看到曾祖父許多張照片，以及他同時代人物的神情，以前就只看過我們這一房保存的兩三張。那些照片，雖然時代遙遠，都張張與我有關，生命忽然「一氣呵成」，彷彿找到一個安頓自己的地方。
　美國媒體每隔一陣子便回顧反省越戰、甘家兄弟、金恩博士被刺這些前塵往事，最近又重新刊登「貓王」的照片，回顧他活躍的時代。
　過去的圖像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歷史，一方面是美學。

圖像是歷史、是美學

　為了在「家族合唱」裡用幻燈片呈現百年來的台灣圖像，我們蒐集了兩千多張照片，包括原住民、河洛人、客家人，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新移民。從中央社我們找到僅存的三張大稻埕二二八現場照片，大陸撤退、八二三砲戰、中美斷交、釣魚台學生運動照片，張張使我感動低迴。包括在這些幻燈片中的，是當年抗日犧牲的余清芳、霧社事件犧牲的莫那．魯道。這些照片應該都出現在學校課本裡！否則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感覺，就只剩文字的、概念的，忘了這些人也是人，用血肉之軀來成就勇敢的志業。

一首傷逝悼亡的輓歌

　一路看過這些照片，深深感到過去的人眉目清秀，有一份厚實樸素的美。如果老照片成為我們生活的一環，看久了自然有一種認同感，彷彿照鏡子，可以感覺到「自己的樣子」。加上各方面的討論，也可以理出一份我們自己的美的典型。否則，只有永遠接受一波又一波的歐風美雨影響。但是，西方那些名牌的服裝真的是為我們的膚色、五官、身材、氣質設計的嗎？
　「家族合唱」翻遍照相本，呈現舊照片，不是鄉愁，而是「發現」。重新「發現自己」。這些新出土圖像，仍然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是。
　告訴你一個我自己的糗事。一九八六年，雲門第一次回我故鄉新港演出，鄉親很高興，在演出後的宵夜把我灌醉。第二天早上，我在嘉義市的嘉南飯店醒來，帶著宿醉，我好奇的問飯店的人，這是在嘉義的那一個角落？「文化路，」他們說。文化路的哪裡？他們說清楚後，我「轟」的一下，如雷轟頂的昏了頭。那是我童年住家的土地。離鄉多年，我不知道那幢老房子被拆改建。
　這彷彿是小說裡的寓言，也像台灣的某種隱喻。我們匆忙急躁往前走，回了自己的家也不自覺——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變得無家可歸。歷史是我們的家。
　為了籌演「家族合唱」，翻閱照片之餘，我重新去讀台灣的書。最讓我感到神傷的是，因為改朝換代而顛沛流離乃至喪命的人士。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或者大陸來台埋骨異鄉的人士，每每令我掩卷低迴。也許因為傷感，這個由老照片出發的舞作，逐漸成為一首悼亡傷逝的輓歌。這是當初動念時絕未想到的。
　你問我，關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關於台灣的悲情，已經談了很多，為什麼我還去做這個舞？我覺得，過去談的大部份是從政治的角度去談，去批判，這些都很好。但是直至近五、六年來，一些口述歷史的書籍出版之前，很少由「人」的角度去談。歷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那裡頭充滿人的悲歡、委屈與悲情。從過去的悲劇，我們最應學習到的，是把人當人。台灣的將來如果不是站在人本的立場來發展，我看不出有任何意義。

回顧過去　面對自己

　藝術家創作時，其實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家族合唱」的終結，是祭神，然後放水燈。我們要安頓了死者，才能安頓自己。在舞蹈中出現的一些人物照，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照片和姓名，長期以來曾在社會裡成為禁忌，台上幾秒鐘的存在，仍是一份莊嚴的存在。把尊嚴還給死者，我們才能擁有尊嚴。
　在作品裡，我大量突出女性的角色。因為，台灣彷彿是一個弱女子，從明鄭到滿清、到日治、到國民政府，人民從未有發言權。我希望這不是一個宿命，希望這樣的歷史不再重演。
　沒錯，近年來台灣的過去被談得很多，但是政治人物的談話最後歸結於意識型態的塑造。藝術家的切入點往往是人的關心與美學的營造，不那麼直接、尖銳，卻往往比較「長壽」。談起法國大革命，歷史細節大家都不清楚，但許多人都記得德拉戛那幅「自由女神」的繪畫。
　我不是說，「家族合唱」偉大如德拉戛的傳世佳作，只是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家族合唱」是我的感懷之作。對觀眾而言，或許也如同我看到新港的照片，在舞台的光影動作裡，像照鏡子那樣看到，憶起自己成長的經驗。傷情，也許，卻使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中回顧了一下，面對了自己。

冷的調子

　有的觀眾反映，說「家族合唱」的風格和我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樣，比較「冷」。是的，十九年前，我另一個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作品－－「薪傳」，的確熱情得多。舞者的動作大、汗流得多，還有「光明的尾巴」，讓觀眾興奮歡呼。「家族合唱」不那麼熱力十足，除了我老了十九歲的身體不一樣外，社會也不一樣了。
　「薪傳」湊巧在中美斷交之夜首演，社會和我個人都有一種必須「拚」的情緒。那真是一齣拚命的舞。一九九三年「薪傳」到大陸演出，北京文化界的人說，即使在革命氣息最熾烈的時候，大陸舞台上都未出現像「薪傳」那樣，以血肉之軀拼成的作品。
　創作「家族合唱」，除了有面對逝者的哀矜之心外，我想，經過十九年的遠路，社會和我都有了一種比較從容的態度。即使面對歷史的傷情，由於有過解嚴前後熾烈的討論，再去碰觸這些問題，就有了比較從容的基礎。像示威遊行，最近一年來的遊行都比較平和、較理性、較少警民衝突的火爆場面。人民累積了經驗，政府也較有信心，社會才有比較健康的宣洩情緒的空間。
　然而，我也必須承認，社會比十九年前冷漠太多。在創作過程中，我掙扎了很久，覺得生活已經很緊張、很不快樂，好像應讓它也有個「光明的尾巴」，讓觀眾離開劇院時開心一點。
　等到白曉燕命案發生後，白冰冰家聚滿看熱鬧的人群、賣香腸的小販和買香腸的人。社會變得冷漠無情，就某個角度而言，我覺得自己也是那賣香腸的人，看不到、也顧不到許多十九年前會心熱、心疼，甚至行動的人和事。我鐵了心、發了狠，誠實地呈現對歷史和逝者的感覺，不再焦慮那條「光明的尾巴」。

教育與治安的問題

　冷漠當然是時代使然。政經壓力，外加災情連連，台灣人民擔驚受怕，不變得擔驚受怕，也許只好瘋了。外國舞評家來看「家族合唱」首演，驚訝地問我：為什麼國民所得超過一萬美元的國家，養甲魚會養出霍亂，山坡上的大樓會沈陷倒塌？我不知從何說起。
　我不願告訴他，儘管國民所得不壞，儘管許多人身著名牌時裝、出國觀光，台灣仍然只是個紛擾的第三世界國家。
　說到底，是教育與治安的問題。法治不彰，不能怪人民。一項簡單的安全帽搞了幾十年，總算讓機車駕駛人戴上了。只用了一個月，大家都戴了。不能把責任推給人民。坐計程車，上高速橋，司機一定要我繫上安全帶。我總是開心地繫好。在這類小事裡，我感到一絲希望。
　可是打開報紙、電視，那絲希望又蒸發了。為了促銷，所有的媒體都綜藝化。夜以繼日，我們看到、談到政治人物的刀光劍影、口舌之爭，很少追問他們為百姓做什麼、是否落實他們宣示的政策。政治人物以作秀為樂，妙語連篇、雅俗不禁，媒體描繪他們的文字也極力趣味化、綜藝化。不能怪年輕一代無法正正經經表達他們的想法；除了俏皮，他們看不到榜樣。
　民間對教育改革的渴求，多年來多方表達，沒想到在教改呼聲殷切之際，只得到國代修憲取消對教科文預算必須達到一五％下限的保障條款，逼得文化教育界在九二七上街遊行。
　事實上，這項條款政府從未真正落實，其中文化預算這兩年來僅及百分之一。取消的理由，據說是教育預算有許多浪費。杜絕浪費是有關單位經營管理的課題，取消憲法的保障卻是理想的淪落與喪失。這一點最令我寒心。
　寒心之餘，我覺得自己也是那「賣香腸的人」，沒有面對自己的關心而有所作為。修憲取消條款，過程複雜，不是一時一刻或一、二人一時興起就可以變動。但是，修憲時節，媒體的焦點全盤落在涷省這件事情上，整個社會像看連續劇似地，注意連宋的政治角力的起落發展，沒注意到教科文保障條款面臨取消的危險。據說，國大通過取消這項條款時，連文教記者也嚇了一跳。

台灣必須有希望

　怎麼說呢？一切只能怪自己。按理說，人民是頭家，擁有權利和表達的自由。政治人物是人民選出來的，媒體是人民用經費支持出來的，所以你要怪誰？
　環顧台灣處境，一切彷彿已到谷底，只有天真的人和刻薄的人，才能為台灣找出那條「光明的尾巴」，相信明天會更好。
　台灣有沒有希望？整個客觀局勢看得到，真是令人悲觀。微妙的是：「希望」有時是一個主觀的課題，重點是你要不要它有希望。
　台灣必須有希望。
　除了媒體「每週一事」報導的災難和壞事，生活中我仍然不斷遇到認真的工人和教師，以及不斷在增加的義工——包括中年人常常以為十分物質化的Ｘ世代年輕人。
　在雲門，我看到薪水不比工廠女工多的舞者，每日揮汗八小時。他們不誇張焦慮，不斷地為理想付出。在他們身上我看到從容，而深受鼓舞。
　台灣要掙開「家族合唱」所回顧的悲情，大概不能「愛拚才會贏」，要從容、要面對、要有反省能力，要關心、付出。
　台灣要變得真正有希望之前，大家要做好工作上的每個小環節，要一起付出。
　「家族合唱」從蒐集照片開始到推上舞台，一共花了兩年半，只成就這齣小作品。我希望它所散發出來的訊息，和引起的討論，對社會是有意義的。 (作者為雲門舞集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