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中心曙光乍現？ — 重振境外金融中心

在這裡講台語也通。雖然，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ffshore Banking Unit，OBU，俗稱境外金融中心)是「開在國內的國外分行」。往來的對象必須是境外的居民，交易的貨幣是新台幣以外的貨幣。
　但是，台灣OBU真正服務的客戶，還是本國同胞。「我們的客戶，還沒有真正的境外個人或法人，」台灣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理林清郎說明。
　在台灣，OBU的客戶群是龐大的海外台商。台商在海外註冊成立境外公司之後，就可以境外法人的身分，和國內銀行的OBU往來。「OBU扮演的角色是橋梁，」中國國際商銀副總經理陳季筑說。

緊隨台商的腳步

　OBU在台灣開辦已經十三年，但是直到最近一年才開始引人注目。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和大陸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去年六月開始，「大陸出口，台灣押匯」業務快速成長，單月年增率大幅超過其他地區出口押匯業務（表一）。
　以七月份來說，國內OBU的「大陸出口，台灣押匯」業務，和去年同期相較成長高達四三％（表一），承作量約一億八千萬美元。「大陸以外地區出口，台灣押匯」的年增率，則只有一五％。
　「大陸出口，台灣押匯」讓台商在大陸出口貨品到海外市場後，可以在台灣的OBU憑單據和信用狀取得貨款。因此，雖然台商工廠外移到大陸，但是出口所得的貨款仍留在台灣，資金流向也更易掌握。
　近年來，產業紛紛到大陸發展，但國內銀行始終不能到大陸設分行。直到民國八十年，財政部開放OBU操作「大陸出口，台灣押匯」業務，兩岸三地的三角貿易，才開始有變通的做法。
　央行分析，近一年來「大陸出口，台灣押匯」快速成長，正顯示台灣OBU逐漸成為台商的財務調度中心。
　哪裡有商機，銀行才跟著做金融服務。國內銀行界的人士都承認：台灣近幾年OBU業務的發展，都是廠商到大陸、東南亞設廠，才帶動起來。「先有商機，才有銀行，」玉山銀行副總經理侯永雄肯定地說。
　「大陸出口，台灣押匯」的業務開放以前，台商都是找香港的銀行押匯。台商的資金就留在香港的銀行。上海商銀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理韓聲麟憂心忡忡地說：「台灣的產業外移，總不能資金也外移。但現在兩岸政治微妙的關係，綁手綁腳急死人了。」
　銀行的客戶是產業，產業到哪裡，銀行就得服務到哪裡。國內中小企業在成本考量下，紛紛外移往成本更低的大陸、東南亞。國內以中小企業放款為主的中小企銀，也紛紛籌備改制成「國際商業銀行」。「客戶都出走，我們不出去不行，」台北企銀總經理游國治感歎。
　一旦OBU持續快速成長，台灣金融國際化將指日可待。經建會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就把發展OBU列為建立區域金融中心的先驅；並把「境外完全自由，境內逐步開放」列為原則。
　OBU雖位於國內，但一樣可以經營海外業務。前中國國際商銀董事長白培英分析，發展OBU是國內金融國際化的第一步，因為假如一下子國內金融市場全部開放，金融界也會受不了。「先在OBU做，做活了，台灣才可能成為區域金融中心，」韓聲麟也有同樣看法。

台灣ＯＢＵ的困境

　台灣發展OBU已有十三年，但規模仍然無法和亞洲其他金融中心相較。新加坡OBU的資產總額，將近台灣的十五倍，日本和香港則是台灣的二十倍以上（表二）。銀行界、廠商分析台灣OBU發展緩慢的共同原因，都是：台灣對金融業重重管制，和國際金融人才、網路不足。
　重重管制讓台灣OBU施展不開。OBU管理條例以前甚至規定，各銀行的地區分行不得經營OBU業務。地區分行接受OBU業務之後，不得採用傳真或電匯方式將文件傳給總行，必須用郵寄方式交寄總行經辦。作業程序和時間有極大的不便。「法令把自己綁住了，」僑銀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理黃清雄說。
　而少有接觸國際金融業務的機會，也讓台灣欠缺優秀的國際金融人才。新銀行開放之前，國內金融市場是公營行庫的天下。一直受層層規範束縛的公營銀行，由於難以施展，使得國內銀行無法累積國際競爭力。
　譬如，公營銀行在人才培訓上，就受到很大的束縛。公營行庫的人才晉用，必須透過考試制度把關，無法靈活從外面聘用專業人才。台灣銀行林清郎形容：「OBU業務的專業人才訓練，我們只能自己土法煉鋼。」
　國際網路不足以及國際化程度不夠，也是國內銀行發展OBU的致命傷。宏國際就選擇和外商銀行的OBU往來。宏國際資金部資深經理游禮濯分析：跨國公司選擇和銀行往來時，銀行本身的國際據點，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但這是國內銀行的弱點，」游禮濯說。
　因為國內銀行海外據點不足，而選擇和外商銀行往來的企業，不只宏國際。華航在世界各重要城市都有航次和雇員，因此也選擇和國際網路密集的外商銀行往來，以方便全球各地調度資金。
　因此，OBU開放的自由化程度，仍必須和國際市場一致。游禮濯分析，國內銀行的心態仍然傳統保守。以放款為例，國內銀行要看保證人、擔保品；外商銀行則觀察公司的未來展望、信用及財務狀況，處理上更有彈性。「國內銀行仍用經營國內分行的心態，經營OBU，」游禮濯總結。
　台灣OBU發展的模式類似日本（表三），都是緊跟著向海外出走的產業。但日本的境外金融業務，比台灣晚兩年開辦，業務卻後來居上。日本的境外金融資產達七千七百多億美元，是台灣的二十三倍。
　從日本及台灣的產業結構比較當中，可以看出台灣的經濟發展軌跡類似日本。中央銀行季刊的研究報告指出，從經濟規模來看，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是香港的兩倍、新加坡的三倍，製造業產值是香港、新加坡的四．六倍。
　就產業結構來看，台灣以製造業為主，香港、新加坡則以服務業為主。因此，相較於新加坡及香港，台灣的比較利益在經濟和產業實力，和日本情況較相似。
　為什麼模式類似，日本發展卻快速許多？
　台灣產業國際化腳步，才剛剛邁出，因此台灣金融界的國際化也仍在萌芽階段。面對台灣境外金融業務落後的情況，第一銀行董事長黃天麟也義正辭嚴地為政府和銀行辯護。他指出，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是台灣的十九倍，兩者的立足點本就不同。「我們在追求OBU的發展時，要知道自己先天有缺陷，」黃天麟說。
　除了和日本比起來相對弱勢的經濟實力，台灣的政治環境也較複雜。黃天麟指出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不同，就是還要考慮國家安全問題，因此比起其他國家發展更困難。「不可以為了自由化，性命不顧，」黃天麟語重心長。

香港為什麼成功

　香港能扮演金融重鎮的角色，就是以自由的環境當背景。亞洲最大的區域金融中心——香港，發展境外金融的歷史比台灣早了十一年。但歷史悠久，並不是香港成功的最大因素，它成功的唯一祕訣是「沒有管制」，花旗投信的執行董事米思羅（Madhav Misra）指出。
　由於政治因素，台灣無法提供像香港般自由、沒有管制的金融環境。台灣的經濟實力，也無法和日本相比。台灣OBU，只是在境外提供一個免稅環境和比較自由的空間，以租稅優惠的方式，吸引境外資金回流境內。
　民國八十年開放「大陸出口，台灣押匯」，吸引了原本在香港做押匯的台商，主要誘因也是免稅，目前在香港，無論境外或境內都課相同稅率，新加坡和台灣則是境外免稅。
　「怎麼把錢留在台灣不出去最重要，」台灣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理林清郎分析。
　和台灣OBU往來的客戶，享有一些自由：不受管理外匯條例、銀行法及中央銀行法的有關規定。如客戶匯出匯入款不必申報，資金進出不受檢查等。荷蘭銀行副總經理林士淳就比喻：「有OBU，就像銀行多了一個空間來操作。」
　但是國內主管機關對放出去的自由，依舊掛心，因而牽絆了境外金融中心的發展腳步。
　OBU管理條例規定：銀行沒有義務對第三者提供在OBU開戶的法人和自然人的資料。這項私密性的保障，也是OBU受客戶青睞的因素。
　然而中央銀行在去年開始，把OBU列為金融檢查的對象。一家外商銀行，去年就因有客戶雖具備海外身分，但實際仍居住在台灣，金檢時被揪出，罰了九萬塊。
　如何在自由化過程中，兼顧公平、合法，也是台灣發展區域金融中心的挑戰。正在立法院等待三讀的「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其中一個主要修正項目就是——確保金融檢查。
　荷蘭銀行副總經理林士淳也指出，部份客戶現在不願到國內的OBU開戶，是因為機密性不被確保。面對這樣的兩難，得與失算不清孰輕孰重。

具體誘因在哪裡

　台灣OBU要真正成為發展金融中心的先驅，就必須提供具體的誘因。
　中國商銀副總經理陳季筑反問，真正的外國法人為什麼要來台灣？他們第一個要考慮的，就是「方便」——市場是不是夠開放？提供的服務是不是周全？有國際性的律師、會計師嗎？語言可以溝通嗎？
　台灣目前的情形，能否提供滿意的答案？陳季筑還是建議：「開放的腳步要加快。」
　而現在，正是OBU加速開放的大好時機。台灣發展OBU的最大利基，是台商。台商大量遠征國外，正是國內銀行開疆闢土的時機。假如國內金融發展不能和產業需求配合，發展將會非常有限。
　民國七十三年台灣開辦OBU的計劃，是希望九七後取代香港。但眼前的事實是，台灣發展境外金融，和香港仍有極大距離，香港境外金融業務的資產總額，是台灣的二十多倍（表二）。這段距離能否拉近？
　要回答問題，先回頭看看，台灣是否可以掌握原有的利基？或是被他國金融業者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