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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鏡頭拆穿國家謊言,看誰在「胡說八道」 專訪中國作家、導演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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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鏡頭拆穿國家謊言,看誰在「胡說八道」 專訪中國作家、導演徐星

圖片來源:邱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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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鏡頭拆穿國家謊言,看誰在「胡說八道」 專訪中國作家、導演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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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凱琳

徐星是中國現代派小說家代表性人物之一,更是躍上國際文壇的重要作家。1985年初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無主題變奏》一炮而紅。1995年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傑出小說家之一;2003年獲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持續筆耕之餘,徐星同時拿起了攝影機拍攝紀錄片,走訪各地記錄文革受難者、倖存者的口述歷史。近日接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邀請,來台灣進行演講。

這是徐星第一次來台灣,Polo衫搭配牛仔褲的美式裝扮,典型中國北方人豪邁的說話口氣,提及過往的悲傷歲月,卻如談笑風生般,充滿了幽默。

徐星於1956年在北京出生。1966年文革爆發,當時的他才10歲,家人被迫四散各地:父母被下放到甘肅,姊姊去了內蒙古,哥哥到懷柔縣。北京的家,就剩他一人。

1975年徐星跟著上山下鄉運動,到了陝西省丹志縣,農村生活貧瘠,每天只有土豆可吃,「我想我已經把三輩子土豆都吃光了,所以現在不用再吃土豆了,我也不想再吃了。」徐星笑著說。

為了看書、寫小說,曠工遲到是家常便飯

1977年他去當兵,1981年回到北京,被分派到全聚德烤鴨店工作,原本是負責在重要宴會上給中外貴賓斟酒的服務生。素有「中國國酒」之稱的名貴茅台酒,是每次接待外賓的必備品,但西方人不賞臉,常常是宴會結束,酒杯裡的酒一口也沒動。徐星心想倒掉也是浪費,不如就自己喝了,「所以我很會鑑定茅台,就是因為那時喝太多了,」他自嘲說。

因為他「長得帥、個頭又高」,才特意安排他擔任負責招待貴賓的服務生,怎麼沒想到他竟是個頭痛人物。常常為了看書或是寫小說不去上班,曠工、遲到是家常便飯。

 徐星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開講,分享他以文學、紀錄片創作者身分,反思文化大革命。(吳凱琳攝)

最後高層拿他沒辦法,只好打發他去當掃地工,徐星也樂得接受,因為只要遇到颳風下雨、下雪,就不用掃地,反正掃了也是白掃。

當時中國文學界正流行「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但是在徐星看來,許多作品落入了既有的政治宣傳套路,缺乏文學性。

至於少數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淪為政治的犧牲品。中國著名作家白樺的反思文革小說《苦戀》發表之後,便遭到無情批鬥,被打入右派。

「我以為文革之後,文學不應該再為政治服務,沒想到什麼都沒變。只不過以前說黑,現在說白;以前說白,現在說黑。」徐星說。

自小熱愛文學、看遍各家名著的徐星,對自己的文學素養和寫作水平,有著超乎常人的自信。他看不慣當時文學界的作風,便創作自己的小說《無主題變奏》,藉由描繪一位憤怒青年的日常生活,嘲諷社會現實的虛假與主流價值觀的偽善。(延伸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站在文學角落,對抗甦醒的怪獸

徐星不到半年便寫成,然後將手稿傳給幾位好朋友看。但每個人看完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你該不會被抓吧?」這份手稿就此被擱置,不知何時能重見天日。

從烤鴨店的掃地工,到享譽國際的小說家

直到1985年,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徐星認為或許是可以公開的時機了。他從朋友手中取回手稿,重新修改謄寫之後,便自己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到當時中國最權威的文學雜誌《人民文學》親自投稿。

沒有人會想到,這位在烤鴨店掃地的無名小卒,第一部小說創作竟能一夕爆紅,更因此撼動了文學界,被視為是開啟中國現代派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

但是,成名的光環帶給他的卻是麻煩多過於好處。每天從全國各地寄給徐星的信將近有1公斤重,「飯店收發室的人討厭死我了,『不就是那個整天喝醉的清潔工,怎麼突然成了名人,每天有那麼多信?』」徐星回憶。不僅如此,三不五時就有記者堵在門口,徐星直接穿著打掃時的工作服、拿著掃把和簸箕受訪。

到後來,連領導都看不下去,有意無意地調侃他,「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你還會寫小說啊?」
「我也不知道我會寫小說,」徐星無奈地說。
「你趕快走吧,這裡擱不下你,我們還要做生意。」

最後頂不住上頭的壓力,徐星只好辭去烤鴨店工作。這是他人生第一份正職工作,也是最後一個。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長達32年的時間,徐星都是大家口中的「三無」人員:沒有固定工作、沒有穩定收入、沒有房車,也就是所謂的「社會閒散人員」。

但他卻甘之如飴,「我不是一個要『有』的人,我不需要有房子、有車、有錢、有地位……。什麼都沒有也沒關係,只要生活中有笑就好。我不會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徐星說。

沒了工作,徐星成了四處移動的自由旅人。一個人騎著單車,從北京一路往南到廣州;去西藏自助旅行了5個月;1989年,遠赴德國講學,直到1994年才回到中國。

「我覺得『在路上』的感覺挺好的。」徐星說。正如同他在200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的序言所寫:「我已經漸漸衰老,但我仍熱愛上路,每次上路以前,我仍會像一個孩子一樣,期待著路上的新鮮感和奇遇。」

用鏡頭寫小說,用個人記憶抵抗國家謊言

日後手持攝影機的問世,讓充滿好奇心、而且從小懷抱電影夢的徐星,有了實現夢想的可能,而且一個人就能完成。

在外人看來,從創作小說到拍攝紀錄片,人生似乎是轉了個大彎。但徐星自己卻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我不是從文學『轉』去拍紀錄片,拍紀錄片其實是文學創作的延續,只是換了不同的載體,改用鏡頭寫小說。」徐星說。

文革成了他多部紀錄片的主軸,文革爆發時正值徐星的青春期。在人的一生當中,青春期的記憶永遠是特別銳利、難以被抹滅的,也給了他創作的衝動與激情。

為了拍攝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徐星特別去找了中學生的歷史課本。16開本大小,關於文革記載卻只有1頁的四分之一。「但是我的記憶不是這樣的,我每天看到都在打人,那皮帶抽人的聲音,到現在都還在我耳邊迴響著。」徐星說。

對徐星而言,國家記憶永遠是虛假的、不可靠的,只不過是政治宣傳(propoganda)的工具而已。

唯有透過個人的生命記憶,才能真正揭露歷史真相,「識別有人在胡說八道,」徐星說,「所以我是有意識地要我的記憶,抵抗巨大的謊言。」(延伸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交出話語權,聽見每個靈魂

拍攝《我的文革編年史》時,採訪了多位當事人之後,徐星想到了自己的父親。他父親的一生正好凸顯了大時代的荒謬,「日本人抓我爸爸,說他抗日;國民黨抓我爸爸,說他是共產黨;1949年後共產黨抓我爸爸,說他是國民黨。」徐星無奈地說。

曲折的人生經歷,讓他父親選擇永遠保持緘默,就如同許多歷經時代悲劇的政治受難者一般。原本徐星有意在紀錄片中加入父親的口述,卻被一口回絕。(延伸閱讀:劉霞自由的背後 德國與中國做了什麼交易?

之後,徐星的腦海浮現了自己中學時代那段苦澀的初戀故事。1972年,徐星喜歡上同校的學姊穎滔,寫下人生第一封情書給穎滔。不知所措的穎滔,害怕地把這封信交給導師,公安局出身的導師透過筆跡比對找到了徐星。年僅16歲的孩子,就在校園硬生生被公安局抓走,被關了47天才重獲自由。

40年後,徐星重新聯繫上已在美國定居的穎滔,她爽快地答應參與紀錄片的拍攝,在鏡頭前坦率地道出對整件事的歉疚。

「穎滔真的是因為害怕,才交出情書的嗎?」在演講現場有人說出了許多人看完紀錄片之後的疑惑。「我相信,另外有一部份原因是,她想要藉此向老師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徐星說出的這段回答,如果放在當下的中國,也毫無違和感。

記錄當權者的罪行,沒有公開放映的可能

2010年因為一次的偶然,徐星拍攝的焦點轉向了長期以來被大眾與文革歷史學者忽略的農民,他憑一己之力到農村尋訪至今仍在世的倖存者。

當時徐星在宋莊拍攝另一部紀錄片,遇到一位老人說他當年在監獄裡面服刑,因為監獄內沒紙,他就用犯人登記表的背面畫了一些畫,出獄時便把這些作品帶了出來,共有30多份,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多數人的身分是農民。

「你很難想像,在知識份子、地主、資產階級之外,原本應該是政治正確、屬於無產階級的農民,竟然也成了受害者。」徐星說。

犯人登記表除了姓名、年齡、性別、出生、籍貫、教育程度等基本資訊之外,其中一欄是「罪行摘要」,內容千奇百怪:「用氣槍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寶像」,10年牢獄;「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20年牢獄。(延伸閱讀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最終徐星幸運地採訪到了13個人,全都是農民,除了一位是農村小學老師,而這位當事人就是台灣第一任空軍司令周至柔的內侄王光生。

紀錄片取名為《罪行摘要》,帶有雙重涵意。一方面是借用犯人登記表的欄位名稱,另一方面是隱喻當年國家用政治力量羅織罪名將無辜農民逮捕入獄,而紀錄片受訪的13位不過是冰山一角。這部紀錄片要記錄的,正是當年政府的「罪行摘要」。

從《我的文革編年史》到《罪行摘要》,這些紀錄片是補足文革記憶的重要檔案。但是至今在中國,仍無法公開在電影院放映,只能在大學、咖啡店、酒吧、畫廊放映。

而如今,甚至連這些小規模的私下放映,也都快要沒有機會了。如果有一天連自由創作、拍攝紀錄片的自由都沒了,該怎麼辦?徐星低頭思考了一會,只有一句回答:「如果連這最基本的自由都沒了,那我真的不知道還能做什麼?」(責任編輯:賴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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