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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女權運動家布塔莉雅:女性主義運動不是為了對抗男性

精華簡文

印度女權運動家布塔莉雅:女性主義運動不是為了對抗男性

圖片來源:邱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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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女權運動家布塔莉雅:女性主義運動不是為了對抗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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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凱琳

2012年新德里巴士強暴案引起全球關注,自此之後,印度女性遭受性暴力的議題便時常登上國際版面。印度女性面臨的真實狀況究竟是如何?新德里真如媒體所言是「強暴之都」?印度女權運動家、作家、獨立出版人布塔莉雅,日前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來台演講,分享她的親身觀察。

貝貝‧霍達(Baby Halder)1973年出生於喀什米爾,在西孟加拉成長,4歲時母親離家出走,12歲依照父親的要求嫁給當時24歲的先生,生了3個小孩。不堪丈夫的長期虐打,25歲時搭火車來到印度德里四處幫傭,賺錢養家。

歷經幾次慘痛的幫傭經驗,換了多家雇主,最後她來到已退休的人類學教授庫瑪(Prabodh Kumar)的家裡幫傭。教授發現她似乎很喜歡讀書,每次整理書架時,她都會忍不住拿起書來看。於是庫瑪給予她額外的休息時間,還推薦幾位重要作家的書給她看。某一天,庫瑪給了她一支筆、一本空白筆記本,鼓勵她寫下自己的故事。

庫瑪看了霍達的初稿驚為天人,立即拍下其中幾頁的內容,傳給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他們很喜歡我的故事,這讓他們想到了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這名13歲的猶太女孩,在納粹佔領荷蘭期間寫下多篇日記,之後由她父親整理出版《安妮的日記》)。他們鼓勵我寫出我所有的經歷,當時我根本沒想到要出書,只是一心喜歡寫作。」霍達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道。

2002年,《貝貝的書》(A Life Less Ordinary)印度文版出版,霍達從一名女傭躍身成為暢銷作家,這一年她27歲。2006年,英文版上市,霍達更成了國際媒體追逐的焦點。

將霍達推向國際舞台的幕後功臣,正是印度知名的女權運動家、作家與出版人布塔莉雅(Urvashi Butalia),她不僅是英文版的譯者,也是出版者。

投身出版,挖掘被遺忘的女性故事

布塔莉雅1952年出生於印度西北部的安巴拉(Ambala),1961年移居新德里,之後取得印度德里大學取得文學碩士以及倫敦大學南亞研究碩士學位。畢業後在德里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工作,之後曾短暫地在英國倫敦的澤德出版社(Zed Books)擔任編輯。

1984年,布塔莉雅和朋友合作成立印度第一家以女性主義議題為主的獨立出版公司(Kali for Women),2003年結束營業;同年,布塔莉雅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Zubaan Books,「在印度語,Zubaan代表『舌頭、聲音、語言』的意思,」布塔莉雅解釋。

之所以選擇投身出版事業,是布塔莉雅希望能重新挖掘那些被遺忘的女性故事。在當今由男性主導的史學觀點,許多印度歷史事件的記述,完全不見女性身影。

印度民族英雄甘地所發起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1930年的「食鹽長征」(salt march)。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制定《食鹽專營法》,為控制食鹽的生產與銷售,特意抬高食鹽的價格與稅收,引發民眾的不滿。

甘地發起長征活動,率領群眾徒步到位於阿拉伯海灣的德地,親自煮海水製鹽,整趟路途長達390公里,總計花費20多天才抵達。同年4月,英國殖民政府迫於壓力,廢除《食鹽專營法》。

一開始參加遊行的人只有男性,他們認為長途跋涉對女性來說太過辛苦。但是女性可不這麼認為,「你們男人知道怎麼製鹽嗎?」這一問,讓所有男性啞口無言,「我們一定要參加這場遊行,而且要由我們來製鹽和賣鹽。」最後,這場長征活動成了由女性主導的遊行,但少有人知道這段經過。

同樣地,面對1947年引發大規模難民遷徙的印巴分治(Partition)事件,主流的討論仍多半集中於宗教、種族、政治立場,永遠缺少了一塊女性的拼圖。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英國受傷慘重,無力維持在南亞的殖民統治,宣布讓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獨立,這就是「印巴分治」。結果引發高達1,200萬的大規模人口移動,印度境內的穆斯林分別移往西巴基斯坦與東巴基斯坦(現今的孟加拉),東、西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和錫克教徒則是遷往印度。

因為宗教衝突、屠殺、營養不良、疾病等種種因素,導致百萬人死亡,其中有將近75,000名女性被綁架或性侵,許多女性是被自己家族的男性所殺,原因是一方面是擔心女性成員體力不支或無法使用武器,會拖累所有人;另一方面,一旦女性會遭到外人綁架或性侵,便是玷污家族名譽,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在當今的印度社會仍非常普遍。

布塔莉雅花費10年的時間,走訪印巴兩地,訪談多位歷經印巴分治過程的女性倖存者,於1998年出版《沈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不平凡的母親,造就不凡的女權運動家

布塔莉雅的女性主義思想啟蒙,源自於她的母親薩布哈德拉‧布塔莉雅(Subhadra Butalia)。

因為與祖母同住,許多生活細節仍得遵守傳統男尊女卑的習俗。吃飯時,永遠是父親最先上桌,然後是兩位男孩,再來是女孩、祖母,最後才輪到布塔莉雅的母親。

但她母親絕不會讓自己的女兒餓肚子,「我媽都會教我們如何略施小計騙過祖母,」布塔莉雅大笑說。每天下午,趁祖母午睡時,布哈德拉便要女兒去偷拿鑰匙,打開存放零食、脆餅的箱子,大吃特吃。布哈德拉也堅持,兩個男孩必須分擔家務。

布塔莉雅的父親原本是保守的父權主義者,非常介意兩個女兒都沒有結婚,更是無法忍受親戚和鄰居們的指指點點。但現在的他,卻為這兩個女兒感到驕傲,成了可以相互聊天談心事的好朋友,「一有空他就會跟我們說,『來,跟我喝一杯威士忌吧!』這在一般的印度家庭是很少見的。」布塔莉雅說,「我想這都是我母親的功勞。」

在學校教書之餘,布哈德拉成立了一家專為女性受害者提供諮詢服務的非營利組織。2002年,她將自己20多年來協助因嫁妝不夠豐厚或不符合夫家要求而遭受虐打迫害的女性故事,整理出版《女兒的禮物》(The Gift of  A Daughter)一書。

事實上,早在1961年印度政府便通過《反嫁妝法案》(The Dowry Prohibition Act),禁止索取嫁妝,但存在已久的社會習俗,無法用法律手段一刀兩斷。

這便是印度社會的現實。儘管各項制度和法律已逐步建立,但對女性的暴力和歧視,依然處處可見。一旦登上國際媒體,更加深人們對於印度的偏見。

新德里是強暴之都?媒體塑造的偏見

2012年12月,23歲的印度醫學院女學生在公車上遭到一群歹徒強暴、殺害,震驚全球。自此之後,在印度各地發生的強暴案件不斷登上國際媒體版面,首都新德里甚至被冠上了「強暴之都」的惡名。隸屬於路透社基金會的TrustLaw組織,將印度列為婦女境遇最差的國家。

「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會有人問:『女性在印度生活一定很辛苦。』『在印度,女性一定被嚴重歧視。』『在印度,女性一定很不安全,你都怎麼去公司上班?』對於這些人的無知,我覺得很可悲。」布塔莉雅說。

印度是否真的如媒體描述般的惡名昭彰?布塔莉雅提出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於2012年公布的全球性侵調查報告結果作為反駁。這份報告統計了每10萬人口的平均通報強暴案件,以2010年的統計數據來看,美國、英國、瑞典等西方國家的數據遠超過印度,分別為27.3、28.8、63.5件,而印度為1.8件。

當然,統計數據只能反映部分的真相,數據背後可以有各種解讀,例如印度的通報案件或許低估的可能。但是從聯合國的調查報告可明顯看到,性暴力問題某些先進國家仍相當嚴重。

近日在美國掀起的MeToo運動,便讓布塔莉雅感觸良多,「即使是在現代,即使是在先進國家,女性要說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還是很困難⋯⋯但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誠實地說出這個存在已久、而且是眾所周知的問題。」

這十多年來,印度政府也做出了不少改變。2005年,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The Protection of Women from Domestic Violence Act);2013年通過刑事法修正案,將性侵害的最高刑度提升到死刑;同年實施《職場性騷擾防治法》(Sexual Harassment of Women at Workplace Act)。根據《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報導,受到配偶暴力對待的人數比例從10年前的37%,下降至29%。

「你在街上常會看到計程車的後車窗上貼著『這台計程車尊重女性』(This taxi repects taxi)的貼紙,我們自己看了也覺得有點好笑。」布塔莉雅說。雖然這不能保證什麼,也不代表問題的解決,但至少反映出印度社會風氣的轉變。

對於布塔莉雅來說,身為女權運動家,她的目標很單純,「每個人有尊嚴地活著,這也是我對於『女性主義』的定義。女性主義是不只是為了女性,也不是為了對抗男性。無論你來自哪裡,你的身分是什麼每一個人都應該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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