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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撤退的新聞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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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撤退的新聞鬥士

天下雜誌193期
  • 楊艾俐

如果要問李怡的觀點如何,很多香港人會會心地一笑,反問道:「哪個時期的觀點?」

 李怡主持的「九○年代」是目前少數幾家仍然敢於批判中共的媒體。同類型的雜誌,如「百姓」等,不是結束,就是主持人移民。他選擇「不撤退,就是打勝第一仗」的策略。

 國際媒體訪問香港,雖然他已忙得焦頭爛額,但他儘量接受訪問。「要讓世界知道我們的憂心,」他說。

 在香港北角的一所陳舊大樓十八樓,「九○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辦公室裡,連轉身都困難。書桌上堆滿報紙、雜誌、便條紙,一牆之隔的傳真機,不停的嘟嘟聲,傳來世界各地的消息、稿件。

 他認為,九七後,「九○年代」批評方式會改趨溫和,但立場不會變,堅持九○年代立場,「守護心智,保持對自由的警覺,」他說:「自由的代價,就是永恆的警覺。」

 面對一九九七,李怡在一九九六年以前,做過很多打算,包括把雜誌移師台北、移民美國或加拿大,最後當他宣布可能轉移陣地後,很多讀者打電話來,幾乎覺得李怡背叛了他們。經過一段時間考慮後,李怡決定留下來,繼續寫,繼續批評兩岸三地不合理的地方。縱使戰到最後一刻也在所不惜。「在上百位國際記者眾目睽睽下,他們能把我抓走嗎?」他說,「不撤退,就等於贏了。」

 九○年代,也是在香港的極端資本主義中,不走譁眾取寵、市場賣點的雜誌。六十一歲,斑白頭髮、大眼的李怡,有著自己的驕傲、堅持、甚至偏執。這本以政論、思想取勝的雜誌,唯一算得上企業眼光的決定,是十年前,李怡決定買下當時在九龍的辦公室,前兩年趁房價高漲時賣掉。「賺的錢比我們辦二十幾年雜誌賺的還多,」他自我嘲諷地說。

 語調溫和,外表儒雅的李怡,卻對違反民主自由、違反人權的事嚴詞批評。他單手挑起對國民黨的批判,嚴詞批評台灣限制言論及政治自由,聲援現為民進黨的黨外人士。九○年代前身--「七○年代」在台灣被禁時,台灣知識份子私底交相傳閱,對促成台灣民主頗有貢獻。

 但是,李怡曾活躍於香港左派,上左派高中,著迷於人人平等、個個均富的理想中。他參加過一九六○年代左派大遊行、大罷工,更創辦七○年代,為左派宣揚理想。左派視之為要大加栽培的「進步青年」。

 要能做英雄,也要能做平民

 四十歲是李怡人生分界點,接觸過一批批從大陸逃出來的人,親身體會到自己最要好的高中同學,滿懷理想、熱情,回到「祖國」獻身,結果在牛欄、豬舍度過一生。「但你總找出理由,原諒共產黨,否定過去的自己,是最痛苦的。」

 八○年代初,正是中國大陸開放如火如荼的時代,海外海內都對中國寄與厚望,但李怡經過不斷地觀察、分析乃至自省,認為共產主義專權制度不改,只靠領導人的政策,中國永遠走不出自己的路,終於與左派分道揚鑣。縱使左派威逼利誘,許以中國政協委員,加碼投資七○年代,但他不為所動。「你必須忠於自己,我只能寫我相信的,」他說。

 中年轉向的李怡失去了辦公室,與太太及小孩搬出了左派租賃的房屋,將七○年代改名為九○年代,冀圖重新開始。歷經波折,靠著讀者、朋友、知音,雜誌從沒有脫過一期,還能保持平衡。

 展望未來,對北京異議要有技巧,曾經被多人目為英雄的李怡(雖然他不以此為職志),批評也可能趨向溫和,以調適香港的新環境,是否會因此失去英雄色彩?「你要能做英雄,也要能做凡人,」他說。

 「社會沒有英雄固然可悲,」在中環霓虹燈滿布的夜色中,他引用天文學家伽利略的話,「但社會需要英雄更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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