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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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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到我們

圖片來源:黃建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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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到我們

天下雜誌486期
  • 編輯部

一個大學生玩線上遊戲時,累積的「寶物」——積點分數,被偷走了。 雖然被偷的一百萬積分,換算成台幣只值五百元,但是,他決定報警。跟警察一起到遊戲公司的後台,去找IP位址,在彰化找到了那個盜寶竊賊,兩人法庭相見。 到底該「息事寧人」?還是「追根究底」?到底怎樣才算追到了公平、正義?是這位青年與擔心他的母親,一路都在思辨的事情。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俊儒,台中住家附近剛蓋好一座商場,一樓中庭全是店面。

剛開始,大家都覺得「會發」,但因店面太小,每家開始佔用騎樓,而且愈佔愈多,毀了整個公共空間的流暢、美感。

喪失特色的商場,愈來愈像攤販,生意愈來愈差。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北師大路夜市商圈。

攤商群集公共騎樓、巷道,創造龐大商機,當地住戶卻群起抱怨,噪音、空污已成困擾。住戶甚至組成自救會,遊行抗議,要求商家撤離。

「到底要共存共榮?或是集體毀滅?若是公共空間經營好,可以帶來更多人潮,應該就可以一起繁榮,」黃俊儒舉例,說明「私有財」與「公共財」的共生關係。

週末,成大光電所一年級的李牧寰,坐二十幾小時飛機,到南非東岸的德班市,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十七次會議。

「我們要去介紹台灣,認識不同國家的年輕人,」二十二歲的他,跟其他十一個台灣青年,要在近兩百個國家中,爭取台灣的發言機會,「讓世界知道,台灣還是有很多人,關心環境議題。」

為什麼讓世界知道台灣關心環保,那麼重要?

「因為我是台灣人,台灣怎麼樣,跟我是一起的。」但在課業競爭激烈的今天,年輕的生命,哪來得及管「世界的事」?

找到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每天,我們都在面臨類似的抉擇。

在虛擬化、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新一代的生存技能,除了專業學科(數學、科學、語文……),還必須懂得跟身邊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相處。

從「我」到「我們」的關係處理,小至如何跟愛人分手?如何公開表達不同的意見?如何在打工時保護自己的權益?大到如何識讀媒體沒說出來的事實?如何在難搞的會議中溝通、協調各方利益?每天都在考驗著每個人。(見三一八頁)

能否處理群我的關係,不僅影響孩子在校園裡快不快樂,更影響每個孩子終身的競爭力。

清楚辨識每件事的「利害關係人」,並站在不同人的立場,找出整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是現代公民社會中,重要的生存技能。

公民教育 是基本人權

台灣傳統的「公民教育」,是要求「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愛國家、愛民族」的軍訓課、三民主義課。

但是,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最新綱領指出,國教,是為培養每個國民應具備的能力——國民素養。

而國民素養,除了培養人民辨識、理解、解釋、創新、溝通、計算能力外,更重要的是,「需具備透過不斷學習,使個人繼續發展知識與能力,以達成個人目標並參與公民社會。這些能力,有助於個人成功的生活,和良好的社會運作。」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下,具備國民素養的技能,已經是每個國民的「基本人權」。

因此,台灣的公民教育,也必須有翻新的定義。

「台灣的公民教育,過去是非常邊緣的知識或學科,因為主流的政治教育,都是特定意識型態的教育,」中研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張茂桂承認。

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變革,台灣從政治、社會到經濟出現翻天覆地改變,教育界卻沒相應提出適合「新公民」的教材與教法。

反而,媒體(電視、報紙、網路)成為「公民教育」的指導單位。名嘴、政客、明星詮釋下的公共議題,讓人民失了信心、興趣,對公共事務的「冷漠」,成為新一代公民共通的問題。

別讓電視成為公民老師

權利意識高漲,更讓校園的管教、治理,變得困難。以「權利」之名,爭取「小我」利益的聲音,遠遠超過對「大我」的責任感。

「負責任的能力,是認識你和社會的關係,你和其他人的關係。因為你對其他人有責任,所以你不亂丟垃圾,因為你不去傷害其他人的公共利益,」張茂桂認為,負責任是種自我約束的力量。

事實上,教育界已經開始發展出台灣公民教育的新教材、教法。

相對術科的教學,公民教育課的研發仍資源不足、不受重視。但已有許多「熱情」的老師,在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的通識教育課,實驗新的「公民教育」。

教育部的顧問室,這學期也開始在大學通識課,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劃」。用專案補助的方式,鼓勵通識課老師,開發培養「現代公民五大素養」: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及美學素養的課程。

一年補助專案的總預算,最高可達一千萬元。

公民參與力 低於世界平均

「校園中,學生只關心自己周遭的事情,對公共事務或空間,卻不關心,」協助推動這個大計劃的黃俊儒舉例,如離開教室很少人會順手關燈、關冷氣,說明目前公民教育知行未合一的問題。

事實上,在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的二○○九年「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計劃」(ICCS 2009)中,台灣孩子的公民認知素養,全球排名第四。性別平等支持度,也在全球排名第一。(見五十五頁表一、二)

顯然,觀念上,台灣學生都沒問題。

但是,台灣青少年對政府的信任度,全球倒數第五(見五十五頁表三);對選舉的熱中程度,也在全球倒數;參加校外公民活動的比例,更遠低於其他國的學子。(見五十七頁表四、表六)

「任何公共議題,都牽涉各種價值的折衝,以及各種領域的知識,要溝通、協商,不是那麼容易。只從專業出發,不會有好的溝通結果,」黃俊儒提醒,公民素養是除了記憶,還需實際練習的「技能」。

即使在民主大國——美國,都開始呼籲,應在校園裡加強教導公民素養,因社會欠缺溝通、協商能力,已經傷害到美國的國力。(見二十四頁)

一向以民主發展、公民社會傲視亞洲的台灣,教導愈來愈暴露在虛擬網路、全球影響下的新一代時,值得有更深化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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