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政策思維

回顧近百年的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現象就是全球化的茁壯與襲捲全世界。

從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鼓吹自由經濟開始，市場制度就成為全球化的主軸。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這六十年，全球化就帶動全球貿易成長二十多倍，全球總生產量成長五倍有餘。

在二十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更藉著市場力量擊潰了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在邁入新的世紀後，個別國家都已失去抗拒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能力，再加上國際資金的快速流動和網路交易的無遠弗屆，全球化的動力更加威猛，已被多位學者稱為自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變局！

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外貿易一直是成長的動力，國際化與全球化帶來了這半世紀來台灣經濟的進步和富足，其中政府曾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面臨新的變局之際，值得思考的是：當全球化與市場力量日益強大之時，我們對政府的功能與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也應該重新加以檢視？

在全球化浪潮下，能主導各國經濟活動的常是全球市場，而不是各國的政府。像國際流動的資金已達四百多兆美元，在追求短期利潤之餘，引發了一九九七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轉眼間就摧毀了多國辛苦累積的發展成果。再如中國大陸和印度有十幾億勞工將要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也將造成工資的大幅度持續下滑，這些趨勢都不是各國政府所能輕易扭轉的。

國際資金的流動也席捲了台灣，從二○○三年起台灣資金外流的證券投資金額，經常高達每年二百三十億至三百五十多億美元。在資金全球化的浪潮下，政府的財稅與金融政策就必須接受新的挑戰。像精熙國際或去年的富士康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都引起認購狂潮，而且認購者其中很多都是台資。原因是台灣擬議國際版的限制太多與遲遲未成，而結果是全球化的環境已不允許各國政府有太多的主導力量。

同樣的，很多研究也指出，政府加稅很可能引起稅源的大批出走，造成財政制度的雪上加霜。台灣在過去一年裡通過最低稅負制，又曾考慮縮減產業升級條例優惠範圍。當然，政府在顧及社會公平方面可以更努力，但是我們也必須思考：它所採用的政策手段在全球化的環境中是否還能夠達到目標？

政府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曾做出相當的貢獻。但在面臨全球化的浪潮下，資金與人才已趨向大量自由流動，過去制定政策的傳統思維是否仍能一體適用？要採用的管理方向是否反而造成負面的影響？(作者為台大國際企業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