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有責任感的自由 — 台北日僑學校

孩子從生活體驗到是非對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念，因此能夠在生活中身體力行。

日僑學校負責教中文的老師林秀春觀察，日本的孩子玩遊戲時，一旦有人插隊，必定有人出面制止。比較起日本當地學校，台北日僑學校的氣氛其實更為活潑，學生更開朗自由。校長高下章夫強調要以培養「全人格」的學生為目標，因此極注重德智體群平衡發展，留給學生較大的空間。例如日本小學生必須穿制服，台北日僑學校卻沒有規定；而且社團活動內容豐富，從扯鈴到剪紙，任孩子隨意挑選。

因此問起高下章夫，來台一年半最覺得滿意的是什麼工作？他毫不猶豫地説，最大的驕傲莫過於「學生自由開朗，比日本當地更甚。」

「沒有自由，（學生）怎麼會有責任感？」曾經在日本從事過殘障教育的校長高下章夫再三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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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日僑學校能夠在「給學生自由，又不濫用自由」、「注重道德、禮儀，又不拘泥於道德、禮儀」中取得平衡，主要的關鍵在於學校注重老師和學生一對一的互動。這種做法能在學生犯錯時，適時給予提醒、糾正，學生表現出色時，立刻給予勉勵，使學生感受到自己被「愛」環繞，因此更在乎自己的行為舉止。

學校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愛漫溢在各個時間、各個角落。

朝會時，相隔不遠的本地學校數千人踏著軍樂聲向大操場集合，由訓導主任對著烏鴉鴉的人海精神講話；日僑學生的朝會卻是各班在教室舉行（約三十個人一班），老師一排排看看每個孩子當日的氣色，了解「健康狀況」，再叮囑課業需要聯絡的事項。

追求質的提升

即使是午餐時間，也是由導師和學生一起坐在教室內吃便當。在輕鬆的氣氛中，老師和學生愉快地聊天，除了拉近老師和孩子的距離，還可以對學生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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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定是一個一個教，放在團體裡面，學生就消失不見，」校長高下章夫説。為了和學生親近，高下章夫自己在再熱的天氣裡都不開冷氣，因為冷氣一開，門就必須關上，而只有開著門才可能常常看著孩子從門口經過，和學生打招呼。

因此，高下章夫在參觀過國內學校發現動輒五十餘人一班，五千多人一個學校後，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另一位在日僑學校任教的中國老師也認為，台灣的學校光是解決量的問題上猶恐不及，那有可能追求質的提升？

而教育除了發生在學校，更發生在社會、家庭中。因此日僑學校非常重視和家長觀念的溝通，甚至教育家長教育的方法。學校裡除了設有家長的圖書館供家長閱覽、休息之外，也歡迎家長到學校教室後面參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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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僑學校平日亦常和家長聯繫，每隔幾天導師就會請學生帶回一封紿家長的信，有些班級甚至天天都有「班信」。信中，除了聯繫功課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溝通日常生活的問題。例如一位一年級的導師在附有插畫的信上，就提醒父母親，不要讓孩子帶較貴重的物品到學校來，以避免對其他小朋友產生誘惑，造成不良影響。

以身作則

除了師長以身作則，並時時關懷學生之外，學校舉行活動時，將目的、做法、流程詳細規劃，令學生極易遵守，是維持秩序的方法之一，也是對學生良好的示範。

在日僑學校任教三十餘年的一位教師回億，學校辦運動會時，負責的老師會將「幾分鐘到幾分鐘」的流程詳细規劃，其他老師以總指揮者為圓心緊密聯繫，因此每次活動，學生在盡情參與之餘，又能秩序井然。一位南門國小老師帶四十位學生來參觀之後，就對日僑學校的學生「在自由的活動中，又有責任感」極為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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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內容上，日僑學校雖然不若西方國家活潑，仍有許多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

視野廣闊就是一個重要特點。台灣小學教育「生活與倫理」、「社會」課本裡的英雄不脫國父孫中山先生、先總統蔣公，或年代遙遠的岳飛等民族英雄，而日僑學校六年級的「道德」課本裡，出現的卻是包括卓別林、泰瑞莎修女、金恩博士，以及日本的測量學家伊能忠敬、音樂家宮城道雄等。

向植物說對不起

林秀春老師的孩子在台灣小學唸三年級，比較中日小學的課本後，她發現日本教育課文傳達訊息的方式，比起台灣教條式的方法生動活潑，多半以故事、對話的方式傳達訊息，比較能引起孩子閲讀的興趣。

例如一年級的「道德」課裡，教導孩子愛護自然，故事是母女二人到花園散步，小孩疑問眼前的花朶叫什麼名字，母親答是「母子草」，並解釋名字由來，並告訴孩子再小的植物都有生命，所以不能輕易摘折，孩子聽了後悔地説過去不知道，所以摘過花，因此向母子草誠懇地説聲：「對不起！」

下課時分，一位低年級的小女生捧著一堆球套、教具，經過校長室時，站在門口揚起清脆的聲音問道：「校長，請問這一堆東西要放那裡？」聲音裡沒有畏懼，簡單的對話點出師生間沒有距離的自在。

二十年後不論這個孩子從事什麼工作，很可能都是個開朗而有責任感的成人。日僑學校的範例，證明了開放、自由和道德、秩序其實並不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