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 — 擺脫貧困的枷鎖

貧困，一直是人類文明中最大的毒瘤。對於中外歷代的君王和政治家而言，能否解決貧困的問題，一直是他們無法輕易承諾的事。
如果用今天一般開發國家人民所享受的物質標準來衡量，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在二十世紀以前，地球上大部分的人幾乎都是貧困階級。而且這種階級是不分國域、種族或膚色的。這種全面的貧困，在人們還沒嘗到現代文明的甜頭以前，尚能忍受。至於一個君王的功績，則是以他征服了多少敵人，而不是以他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來衡量。
這種在赤貧線上的均衡，到了二十世紀才被打破。
如果要為二十世紀找出一個變化最多的領域，那並不是人類在科技、文化或藝術上的非凡成就，而是人類在二十世紀已經被劃分為兩大陣營，其中一個包含了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依然生活在貧困的邊緣；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口則幸運地生活在富裕之中。劃開這兩個世界的，則是人類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成就?經濟發展。
與政治及社會發展相比，人們在經濟上的成就簡直是大巫見小巫。專家們曾經估計，僅僅在一個世紀之內，全世界的農業產量增加了二十倍以上，在農業技術最輝煌的時候，農民的生產力甚至曾經以每十年增加一倍的驚人速度成長。而從一九四○年以來，代表二十世紀工業文明的世紀鋼鐵生產能力，也已經增加超過六倍以上。
除了經濟數字上的奇蹟，巨無霸噴射機、電腦、跑車、生物基因工程……這些代表生產技術上的成就，也達到了空前。在這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裡，人類在經濟上的成果，幾乎抵得上過去十九世紀人類祖先的努力。
這些成就曾經一度帶來分裂與敵視。例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立：那三分之二貧困的國家，被叫做低度開發落後國家；另外三分之一富裕的集團，自詡為高度開發進步國家。世界因此形成貧富兩大集團的對立。
但是，經濟發展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中心任務。因為除了這條路，沒有第二條路可以擺脫長期的飢餓與貧困。對於大部分還沒有嘗到經濟發展甜頭的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已經是國家行程表上最重要的工作。解決貧困的藥方已經確立，無庸置疑。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使經濟發達起來？
這又是另一個問題的癥結，為什麼有的國家的人民，能夠每天早餐吃到火腿和牛奶，而有的國家的人民只能在頂著寒風或烈日的帳蓬中，想像那麵包的美味？這些爭端的見解多得無法數清，但是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誰能夠讓窮人變得更有生產力，就能幫助窮人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也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就像彼得‧杜拉克所講的：「發展的本質不是使窮人變得富有，而是使窮人變得更有生產力。」這顯然需要一些方法，或者一套策略，而這種策略又會因為國家、時間、地域而不同。例如，有資源的國家一定跟資源缺乏的國家不同；大國一定跟小國不同；海島國家跟內陸國家不一樣；而戰時的發展，又不同於承平時期的發展。
回頭看，對於台灣這一個先天資源缺乏、強鄰環伺，而又孤懸海中的小島而言，發展的條件顯然極為脆弱。然而，我們畢竟發展起來了。我們憑藉的是什麼？最主要的，從過去的經驗中，我們要如何繼續發展下去？王作榮的經濟發展策略，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清楚的骨架。

【二/一 經濟發展的策略】

問：如果國家現代化的捷徑是快速發展經濟，有什麼方法能夠將經濟快速地發展起來？
答：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從理論上講可以有很多種途徑。有主張平衡發展的，有主張多用勞力工業的，也有主張多用資本工業的；有人主張重點應該放在農業，也有人主張應該放在服務業。說起來每個理論都有一套不同的模式，也有不同的數據跟結論。我們先別談這些學理上的爭吵。
從歷史上看，我們可以將現在進步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分成二種型態，一種是進化型；另一種是革命型，或者用國父的話說，叫「迎頭趕上」型的經濟發展。
第一種進化型的經濟發展，通常是西方進步國家過去所採取的路線。由於在西方社會中，自由經濟理論始終支配著思想界，於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方面，大多數學者也都主張採取進化型的方式，也就是主張遷就落後國家勞力多而資本少的經濟環境，偏重於發展勞力密集的初級型產業，如農業、加工業、輕工業之類，然後循序漸進，逐步進化。
這種發展型態的好處是，進行平滑無阻，不需要做什麼重大努力，不會遭遇嚴重困難，也不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但缺點是，落後國家採取這種方式能不能夠「迎頭趕上」進步國家，或是需要多少年才能趕上，則非其所問。結果可能是，落後國家永遠是落後國家，永遠沒有辦法趕上進步國家。
由於西方國家之成為進步國家，是循著這種進化過程，經過將近二百年的演變進化而完成的，也由於西方國家現在已經是進步國家，所以他們的經濟學家跟主政者會有這種思想主張，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另外一種所謂的革命型，就是由政府主導，採取強烈的政策措施，剷除所有妨礙經濟發展的因素，並高懸目標，越級前進。這種型態的發展會碰到嚴重的困難，需要全國上下做重大的努力，並且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是這種路線進步的速度非常快，在很短時間內便可趕上已經進步的國家。
我們回顧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凡是在短期內經濟能夠快速成長，成為一流進步國家的，都是採取這種革命型的發展路線。像日本的明治維新、蘇俄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的史達林改革，和現在韓國的發展。
問：進化型或革命型的經濟發展路線，那一種比較好？
答：這兩種型態並沒有優劣好壞之分，要看各個國家的實際環境跟決策領導者的價值判斷而定。假如一個落後國家要想迎頭趕上進步國家，而領袖或集團情願不計代價、不怕犧牲，當然他會採取革命型的路線。假如已經是一個進步的國家，或者是一個不願付出太大代價的落後國家，則儘可以採取按部就班的發展路線。

認清環境‧確定目標

我舉這兩種發展模式，目的只在說明一點，那就是落後國家發展經濟，必須要先看清楚自己的環境，確定自己國家的目標跟需要，然後選擇最適合自己走的路線去發展。這些絕對不是進步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或是專家所能了解跟決定的。
換句話說，決定經濟發展政策是落後國家本身的事，外國人不能越俎代庖，進步國家的專家只能提供技術協助。
落後國家仰賴進步國家的專家發展經濟而失敗的例子，過去比比皆是。例如一九六○年代西方國家協助印度，用的就是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的那一套說法。當時國際間每次談到經濟發展的範例時，這些專家必定口稱印度，但是後來呢？發展失敗了，又言必責印度。專家也是以成敗論英雄的。
問：你認為台灣應該採取那一種途徑發展經濟？
答：以台灣的環境跟需要，過去我一向主張，我們應該選擇革命型經濟發展路路。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經濟發展本身固然有它獨立的目標，例如每年達到多少成長率，國民所得提高多少……，但是，就整個國家的總目標而言，經濟發展只不過是達到這個總目標的手段或策略之一而已。

富國強兵

就台灣的處境而言，我們的國家總目標，顯然是跟那些安全和平國家的總目標不同。在那些國家，經濟發展所要造成的國家總目標，主要是造成一個富裕而大量消費的社會；而就我們這麼一個積弱已久，強鄰環伺的國家來講，經濟發展要達成的總目標必須是要「富國強兵」，而「富國」的目的也在「強兵」，也就是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能夠獨立自主地保護我們的安全。
而要做到這種地步，便只有採取革命型的發展策略，否則我們再怎麼發展，還是永遠落在人家後面，永遠被人欺負、瞧不起。
我為什麼主張採取革命型的發展路線，當然跟我一生的心願是有密切關聯的。我從年輕時就一直希望國家強盛，不會被別人瞧不起、動不動就想來欺負我們，我也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夠早日跟西方進步國家的人民平起平坐，享受同樣的生活條件。是這種心態，讓我感覺到，我們不能好整以暇地採取進化型的發展。
但是，台灣過去實際上採取的路線，卻是屬於進化型的發展路線。我們選擇了一個最安全、最沒有風險，也不用花太多精力跟腦筋的途徑，那就是多用勞力、少用資本的發展方式。我們雖然用這種方式建立了一個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那跟我想要達到的目標還是有很大距離。
問：如果我們採取革命型的發展，具體而言，你認為應該採用那些策略？
答：這可以分別從制度與策略兩個方面來看。
制度上，我前面講過了，我主張經濟應該要自由，採取接近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經濟制度。為什麼說接近資本主義，而不說完全資本主義，事實上，我個人並不喜歡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缺點我很清楚，但是我更不喜歡共產主義。
我主張的自由經濟制度，是類似北歐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就是俗稱的混合式經濟制度，它本身的資本主義色彩雖然比較濃厚一點，卻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缺點。最大的差別是，這種制度下的自由經濟，並不排除政府干涉，有些經濟活動是政府可以限制、管理的。這也是我跟國內許多自由理論的經濟學者，在觀念上的最大出入。
但是，制度只是布置一個好的環境，是要讓國家一切生產活動的效率，都能夠在這種自由經濟制度下，達到最大。這並不表示政府什麼事都不用做，好的制度還得要有好的政策或策略配合才行。
像台灣，在民國三十八年的時候，根本就是一個一無所有的貧窮落後社會，沒有儲蓄、沒有資本，更談不上什麼建設。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希望經濟能夠很快趕上別人，加上我們有急迫的國防需要，這時就必須要有策略。
然而策略本身也有大小主從之分。革命型的發展路線本身就是一種大的策略方向，用軍事術語形容，這是一種中央突破、兩翼跟進的發展，一種跳躍式的發展，集中力量在推動關鍵性的經濟部門，壓迫其它經濟部門配合前進。
如果我們選擇這種策略，那麼下一個要決定的策略便是：要選擇那一個或那幾個經濟部門作為突破的對象？換句話說，經濟發展的重點要擺在那裡？農業、交通、工業、或服務業？假如選擇了工業這個部門做為發展的領導部門，那麼是那一類的工業？那幾種工業？
另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策略路線下，要由誰來擔任主攻？換句話說，在快速經濟發展中，政府與民營企業所擔任的角色是什麼？是由政府領導發展，民營企業跟進呢？還是民營企業領導發展，政府只著重改善投資環境這類的協助工作？或者是兩種皆有？
這些都是屬於基本策略的問題，必須在決定發展經濟之前就先決定，這也是整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
問：你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重點應該擺在工業、農業、服務業……其中的那一個部門？政府跟民間兩者又應該以那一個為主體？
答：我曾經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定了一個很清楚的策略，這個策略是，在國家現代化的總目標下，以經濟發展為主力，帶動政治及社會現代化。而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出口；經濟發展的核心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經濟發展的主體為民營企業；而政府則要承擔起整個經濟發展總樞紐的角色。這個策略，路線分明，每個部門的責任功能也都劃分完備，實行起來應該很容易，效果也會很大。
問：能否就這幾個策略分別談談。首先，為什麼選擇出口做為我們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答：我之所以強調出口貿易是我們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有很多理由。

出口貿易的好處

第一、台灣的國內市場狹小，它的容納量不足以讓我們建立一個現代化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如果以出口做為我們工業生產的出路，這對於提高國內工業水準及改變經濟結構的影響，絕對要比以國內市場為主來得快且深遠。
第二個理由是，對落後國家而言，由於原本已經沒有足夠的國內市場，如果要事先有一個充分的國內市場，再去發展自己的工業，一定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建立一個較具規模的市場，以及一套較完善的工業結構。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長期的落後，如果要縮短時間，迎頭趕上進步國家，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在國內市場有充分需要以前，迎合進步國家的需要，建立工業，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出口工業。
第三個理由則是，出口是國民所得、儲蓄、投資與進口能力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經濟發展中一個戰略性的變數，我們不僅不能忽略，而且必須加強運用。
其實，台灣過去四十年全力發展出口貿易，顯然是跟這個策略相符合。動員國家的一切力量發展出口貿易，再以出口為原動力，帶動出口工業及整個經濟的高速成長，產生高所得及高儲蓄，累積巨額的國內資金與外匯，由此再觸發進一步大規模投資、再一次出口工業及整個經濟的高速成長，這樣反覆循環不已。
而這種反覆循環的次數愈多，速度愈快，台灣的經濟力量便越強大，越推動經濟的發展。
問：記得約在十幾年前，流行著這樣一句口號：「在第二次大戰以前，是貿易隨國旗而至，在大戰以後，則是國旗隨貿易而至。」未來貿易是不是仍然那麼重要呢？
答：可以這麼說。在第二次大戰以前，帝國主義者是運用武力及強國地位，對弱小國家取得軍事與外交特權，藉此發展貿易，獲取經濟利益；二次大戰後，則是各國以平等地位互相貿易，等到貿易有成就後，再逐漸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也就是先有經濟關係，再有外交關係。
問題是，我們雖然很清楚的看到了貿易的重要性，貿易卻是我們經濟發展中最弱的一環。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很大一部分出口品要透過日本商人才能夠外銷，我們在國外的貿易據點，不論在組織、制度及規模上，也都非常單薄，不足以應付激烈的國際競爭。
如果我們真的想透過貿易，一方面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一方面拓展跟其它國家的外交關係，我們就必須針對國內現在的貿易制度、人員、技術做一番徹底的改革。

以工業發展為核心

問：關於以工業作為發展的核心，我們不是一直強調要平衡發展，為什麼還要選一個特定產業作為主導力量？
答：所謂的平衡發展，只不過是一個神話。經濟發展一定、而且必須要有主從之分，要各行各業齊頭並進是不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
每個國家在任何發展階段，如果要突破原來的格局，造成一個新的經濟境界，一定都要選擇一種或兩種產業作為領導部門，再從加強推動這個部門，來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以我國為例，我們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就選擇了三種產業作為領導部門，分別是電力、肥料與紡織工業。其中電力是一切能源必需，不能算是領導的產業部門；肥料工業則沒有發生預期效果；但是，紡織工業確實盡到了領導部門的責任，明顯的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一直到這幾年以前，紡織都還是我國最大的工業。
日本跟蘇俄則是選擇了國防重工業作領導部門，帶動經濟發展，所以才能在短短數十年之間，趕上西方國家的工業水準。
問：為什麼要選擇工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而不是農業、金融業或是一般的服務業？
答：我並不是認定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就非得要發展工業不可。主要還是要看每個國家的自然資源、人口、及其他經濟環境而定。
像挪威、丹麥、澳洲的農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們並不失為現代的國家，他們的國人所得跟生活水準之高，也並不比其他的西方工業國家低。但是在跟人口相對比之下，臺灣的農業資源卻是非常的缺乏。除非農業技術有特殊的發明，否則以我們的農業資源，無論怎麼樣利用，都不能讓我們達到西方國家的生活水準。更可況我們還有國防上的需要。因此情勢逼迫我們非得走上工業發展的道路。
問：這幾年台灣服務業成長很快，有沒有可能成為我們經濟的另一個主力？
答：沒有製造業支持，台灣的服務業是不可能單獨發展的，因為服務業背後支持的還是實質的工業與農業生產。例如發展貿易，台灣如果沒有工業、農業，要怎麼樣去發展貿易？現在有貿易，是因為我們有出口、進口。又如銀行，也是因為我們有工業、農業等，才需要銀行。光是單獨發展金融業是發展不起的。
像香港、新加坡，他們的環境因素又與台灣不同。新加坡是因為有馬來西亞作為廣大的腹地，加上港口良好，位於國際貿易航線要衝，才能發展出一個以國際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經濟。香港則有大陸為腹地，所以成為重要的轉口貿易。台灣就沒有這些條件。

【二/二 公營與民營企業】

問：你提到另一個策略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是不是說，公營企業及政府的活動與規模，應該減到最低程度？
答：其實我是針對兩個層次來談這個問題。第一個層次，是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比較，看誰比較能充分運用及開發我們的經濟資源；另一個則是公營與民營企業的效率，看那一個比較高。
先談第一個，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比較。我一向都堅持，我們必須重用民間力量，因為無論政府官員有多大的智慧與能力，都絕對敵不過二千萬人民合起的智慧與能力，而且無論政府手中掌握多大的資源，也絕對敵不過二千萬人民所掌握的資源。一個有識見有能力的政府，不在表現自己的智慧與能力，而在動員全體人民的智慧與能力，朝著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充分發揮，達到政府所擬定的目標。
同樣的，政府也不要直接運用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而是要間接運用這些資源，去動員民間的資源來達到政府的目標。假如我們能夠冷靜地觀察跟檢討所有自由世界的進步國家，便可以發現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進步國家的訣竅，便在善用民力。事實上，台灣經濟過去四十年之所以能創造奇蹟，最大的原因也是讓民間充分發揮他們的活力。
我們常說我們建國的依據是三民主義，而民生主義裡面關於經濟制度的最大特色，便是承認私人的財產所有權，並且鼓勵民營企業，所以我這個策略跟民生主義的精神是相符的。

以效率為依歸

問：關於公營與民營的爭論，你贊成公營事業存在嗎？
答：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澄清一個觀念，在自由經濟體系中，一切講究的是效率，一個企業是公營或民營這種所有權歸屬的表象問題，並不是問題的重點所在。如果公營事業的效率高，我們並沒有理由反對它存在，如果民營事業的效率低，對我們的經濟也沒有多大好處。事實上，在西方進步國家，公營事業經營得很好的比比皆是。
我常講一句話，落後國家的民營企業跟公營事業同樣的壞，進步國家的公營事業跟民營企業同樣的好。這在西方幾個進步國家例如英、法、德、義、美等國，都可以舉出著名的例子來。
雖然這幾年來西方國家的公營事業有大量民營化的趨勢，但大體而言，過去幾十年來，這些西方國家的公營企業，還是不輸給民營企業。因此我國人對於公營事業並沒有什麼偏見，並不是說公營事業在本質上就不如民營企業，而主張所有事業都要民營。
相反地，過去我個人是相當支持公營事業的，因為這是達到社會均富的方法之一，而我是堅決主張均富。因此過去如果有人攻擊公營事業，我便常常用這句話來反駁。
不幸的是，這三十幾年來的親身經歷，我看到的實際情形並不全然像這句話所說的。台灣的情形是，民營比公營事業好得多，證明我的前一句話是錯的，而西方國家的情形則是，民營跟公營事業可以同樣的好，這證明我的後一句話是對的。
台灣公營事業的表現，的確讓人太失望了。我們所熟悉的一些弊病，例如設備落後、冗員充斥、效率低落、成本太高、虧損太多……，這些都已經變成公營事業的代名詞了。有些統計資料甚至還顯示，如果把幾家公營事業關閉，不再生產，我們的經濟成長跟國民所得反而還會更高，這恐怕是很多人還不知道的。
就是因為過去這幾十年來，台灣民營企業所表現出來的旺盛活力，跟公營事業令人失望的低效率之間，有這麼強烈的對比，所以這些年來，我才明確的主張，將來經濟發展應該以民營企業作為主體，政府的一切經濟措施都應該以便利民營企業為前提，所有的投資計畫都交給民間企業去承辦，只有民間企業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承辦的重要投資計畫，才交給政府出面辦理。
問：為什麼台灣的公營事業效率會這麼低，這麼樣讓人失望？
答：國內公營事業效率低落，我個人歸納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人員的升遷、賞罰沒有一套制度。我們常聽到的是，背景、力量、個人恩怨、歷史關係、政府需要，這些才是決定升遷賞罰的標準，這種情形在越上層的人事越是明顯。而這樣的升遷制度，如果能夠適才適位，那是巧合；才不稱職，力不勝任，才是正常。因為才不稱職，力不勝任，所以貪污、瀆紀、舞弊……這些壞現象自然就層出不窮了。
第二，因為升遷賞罰沒有制度，於是大家都在混。上層是混到退休，有些主管則是退休以後還可以再留下來混幾年。至於中下層冗員充斥，一職到手，更是可以混到終身。因為大家都在混，所以上班工作效率低落，使得整體營運效率也跟著低落。
第三點，由於混的關係，員工的知識技能沒辦法趕上現代工商社會需要，不斷退化落伍。上層的人經營管理的知識落伍，中下層職員的專業知識及技術落伍。因為大家的知識技術都落伍，呆人、呆時、呆料的現象自然層出不窮，整個企業的營運成本自然大量增加，最後自然虧損累累，只好靠政府出面救助。
以像這樣的體質，公營事業如果還能存在，那一定是透過兩種途徑生存下去，一種是絕對獨占；另一種則是特權。其實，國內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而這兩種方式的經營，都只會使得企業的經營效率更加低落，整個國家經濟的風氣更加敗壞而已。
這個問題整個歸納起來，還是一個有沒有制度以及制度好壞的問題，再深入探討下去，便還是有關政風好壞，以及國家是不是夠進步的問題了！
問：我們應該怎樣解決台灣公營事業效率低的問題？
答：現在應該研究解決的，不是有沒有或要不要公營事業的問題，台灣的問題是：第一，公營事業太多了；第二，整個公營事業效率低，浪費經濟資源；第三，由於不准許民間辦理同樣的事業來競爭，造成公營事業的獨占，結果使得公營企業加速腐化。針對這幾個問題，有三個辦理：
一、將公營事業分成兩類，一類是無論經營好壞，都非公營不可；另外一類是無論好壞，都可以民營。那些非公營不可的，讓它們繼續公害；不必公營的，則要儘快轉移民營。是賺錢的事業，高價轉讓；賠本的事業，可以用賣土地、賣廢鐵的價格賣掉。
二、對於非公營不可而經營很壞的事業，應該找專家擬訂改革方案，徹底改革。
三、為了減少責任及阻礙，整頓公營事業必須要有法律根據，因此必須訂定公營事業整頓法。
問：既然你認為經濟發展的主體是在民營企業，為什麼還需要政府擔任總樞紐的角色？
答：我所謂的以民營企業做發展主體，並不表示政府什麼事都可以不必做。我希望政府不要辦不必要的公營事業，也不要去管制、干預民營企業。除此之外，其他需要政府做的事，實在是太多了。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無論從歷史、從理論，從當前的實際狀況或我們自己的經驗看，落後國家要加速經濟發展，成為進步國家，政府一定要擔負起領導的責任。在台灣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成就上，政府領導實際占了很重要地位，即使在日本，政府也都還是整個經濟的領導火車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最需要做的或具備的四點是：
第一是政府的決心、意願與領導及籌畫發展的才能。
第二是能夠維持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安定，並能公正有效的執行法律。
第三能夠做適當的決策並且採取適當的措施。
第四能夠建立各種適合經濟發展需要的現代制度。
這幾件事，每一件都不容易做，但每一件都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有這麼多事要做，怎麼可以說政府沒事做？台灣現在應該擔心的，並不是政府要不要做事或是政府該不該做事，而是政府到底沒有沒能力與決心做事。

【二/三 資金的來源】

問：根據你這套策略實行起來，顯然需要龐大的資金，問題是，到那裡去拿這麼多錢？
答：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資金通常只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國內的儲蓄；另外就是向國外借錢。但是從長期的發展看，只有一個正常的來源，那就是國民的儲蓄。
所謂國民儲蓄，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間內的全部生產，扣掉消費後的差額。依照這個說法我們可以推論，國民生產越大，消費越小，那就是國民的儲蓄。
所謂國民儲蓄，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間內的全部生產，扣掉消費後的差額。依照這個說法我們可以推論，國民生產越大，消費越小，則國民的儲蓄愈大。
但是要怎麼樣使國民生產愈大呢？國民生產大小由社會生產能力的大小決定，生產能力的大小由投資多少決定，而投資多少則又要看儲蓄的多少。結果是國民生產的大小由儲蓄多少來決定，而儲蓄多少，又要看國民生產的大小，變成了一個循環問題。這樣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落後國家要儲蓄多、增加生產，先得要多儲蓄。
現在要來看如何使消費愈小的問題，這是完全可以用政府政策左右的，例如課稅。就現代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而言，無論是理論上或實際上，我們都可以做到將消費，也就是人民的生活水準，壓低到只足夠維持生存的程度，從中獲得最大的儲蓄，再用於經濟發展上。
採取這種方式籌集資金的，在經濟發展史上有兩個例子，一個是史達林時代的蘇俄；一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
一九三○年代，當史達林在蘇俄展開改革時，蘇俄人民生活之困苦，和因飢餓而死亡人數之眾多，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可說是史前無例。史達林用的是壓低人民消費到最低生存水準的手段，再將全部的經濟資源用來發展經濟。其實蘇俄今天的軍事力量能夠這麼強盛，有一部分是用當年老百姓的困苦、飢餓跟死亡換來的。
至於日本明治維新，當時日本的主要國民生產來源是農業，日本政府先大力加以改良，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農民所得，再用重稅課入政府的手中，轉用在經濟發展上。當初日本課稅的嚴酷程度，也曾經引起農民的叛亂。

忍受目前犧牲

這是決定儲蓄大小的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是像一些落後國家，由於政府無能，領導階層自私、沒有責任感，對於儲蓄大小完全聽其自然，不採行動。也就是對經濟發展及國家的現代化不表關切。他們喊第一流的口號，爭第一流的面子，卻沒有行動，這些國家可以說是天生的落後國家。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選擇：可以選擇日俄路線，也可以選擇落後國家的路線；可以選中間路線偏向日俄，也可偏向落後國家。
問：路線的選擇，應該由誰來做決定呢？
答：在做這項選擇的時候，常常受當時決策人士的人格修養、文化歷史背景，以及雄心壯志的影響。沒有史達林的鐵的意志及殘酷性格，不能做史達林式的決定和堅持不屈；沒有明治維新時代日本君臣的奮發圖強，也不會有明治維新式的決定與堅決執行。
我舉這兩個例子，只在說明一點，政府所有一切經濟活動，最後目的都是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要改變未來的生活，則必須先忍受目前的犧牲。
所以，所謂儲蓄的大小，實際上是一個目前生活水準與未來生活水準的選擇、這一代人的生活水準與下一代人生活水準的選擇、長期貧窮落後與目前刻苦奮鬥未來富庶繁榮的選擇。如何在這種選擇之中，做一個持平的決定，那便是決策人士的職責。
我並不贊成我們採用像蘇聯那樣的發展路線，代價太慘重。但我主張在發展過程中，應該適度地壓抑我們的消費水準，暫時犧牲生活水準的提升，以集中資金全力發展經濟。
過去，我們曾經有兩次可以大力籌集建設資金，使經濟發展遠超過目前水準的機會，但我們都輕易放棄了。一次是民國四十一、二年，當時由於農業技術的大量改進，農民收入激增，這時如果採取行動，將增加的收入，轉移一部分到政府的手上，將會是一筆可觀的建設資金。但我們並沒有這麼做，結果當時的農村生活改善很快，造成子女生育率相對激增。
另外一次是民國六十五年以後的幾年，經濟全面穩定，全體人民生活水準都在開始上升，這時如果採取行動，阻止或減緩上升的速度，增加儲蓄，到今天，我們的經濟發展縱然不敢說與日本並駕齊驅，也會全面改觀，然而我們也輕易放棄了。
問：為什麼當初我們沒能採取重稅或其它壓低生活水準的措施來籌措資金？
答：我們放棄這兩次機會，一方面是由於國人不了解緊縮人民生活水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這跟我們一直習慣於藏富於民、民富即國富、生活改善即是仁政這些舊觀念有密切關係；一方面也是因為有十五億美元的美援幫了忙，使我們不需要冒政治社會不安、民心不樂的風險。
我必須附帶澄清一個觀念是，一個政府如果重稅人民，投入經濟發展，使得現在生活受到影響，這不是「橫征暴斂」的苛政，而是「為子孫謀」。一個政府如果「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這不一定是「仁民愛物」的仁政，而可能是貽百世之窮憂。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農業社會可能是仁政。但是在工業社會，一個政府如果這麼做，便是垮定了。第一流的政府是重稅人民，然後用這些收入為民服務，如歐洲的許多先進國家。
問：你認為我們在引進外資政策上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答：對於利用外資，我的第一個立場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絕對不能夠仰賴外資來促成，必須要自己努力。一般利用外資可以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向國外借債，再由自己使用在投資計畫上，例如我們過去蓋水庫、電力、港口、鐵公路，幾乎都是借外資。另一種則是由外國人直接在當地投資設廠。
就前一種方式的外資而言，這種借來的外資，除了贈送外，不管是什麼方式，最後都要以本金、利息、利潤，加若干倍奉還。而這奉還的則是借債國家人民的儲蓄，換句話說，借債的國家現在不努力儲蓄，要利用外人的儲蓄，將來還是要加倍儲蓄，償還外國人的儲蓄。

善用外資

儲蓄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來早與遲。只有一點，外資如果利用得當，可以增加借債國家的生產力，提高儲蓄能力，將來即使要加若干倍償還，仍然綽綽有餘，這是贊成利用外資最重要的一個理由。
至於另一種形式的外人投資，我們必須認清的是，外國人來我國辦工廠，並不等於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資本、技術、管理、組織、市場推銷、行政效率、社會觀念，以及一切配合的措施，絕不會因為外國人在我國土地上辦工廠，就會有多大改變。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在台灣的投資可以說相當多，英國統治印度時間更長，在印度投資也不算少，但是日英兩國撤離兩地之後，台灣與印度仍然是落後地區，而日英兩國也仍然是進步國家。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充分看出，外人投資對一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如何。
另外，根據一些西方國家的經驗顯示，引進外人投資對地主國還會造成一些不利的結果，例如，若干工業控制在外資手上，使得本國無法再在這些工業上發展；外資企業常常挾雄厚資本，不惜削價和國內貨品爭取市場，以至於國內許多中小型工業常常無法與其競爭。
我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歡迎外人在本國設廠和借外債由國人自行設廠，完全是兩碼子事。當然，最好是我們能利用自己的資金投資生產，如果萬一不行，我們也寧可選擇借外債自己生產。只有自己創造建立的，才是永遠屬於自己的。

【二/四 經濟發展的目標】

問：一般談經濟發展有三個很重要的目標，即經濟平等、經濟成長及經濟穩定，而根據通常的發展經驗顯示，這三個目標，似乎都很難同時達成，請問在這三個目標上，是不是也有階段性的先後順序？
答：是的。在一個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目標是經濟成長，否則無法脫離落後狀態。而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發生經濟不穩定，也就是通貨膨脹的現象。這個通貨膨脹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必須看經濟成長的速度有多快，成長越快，通貨膨脹的壓力越大，在這方面，決策人員就必須要動腦筋。
換句話說，一方面要追求高的經濟成長，但是另一方面必須防止通貨膨脹得太厲害，必須要有節制，不能夠一直往前衝。像韓國，過去通貨一膨脹就是二十年，那是因為不斷往前衝的關係，但是現在他們也苦盡甘來了。
我是主張經濟要盡快地成長，但必須一面注意經濟的穩定。假如衝得太過頭，危害到穩定，就必須剎車減慢。但如果只是小波動的話，則是可以容忍的。
這就是我常舉的開汽車的例子。汽車開得越快，振動一定越大，而超過了一定極限，車子就會翻掉。如果你要車子平穩，一點振動都不要有，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車子停留在原地不開，只是這樣一來車子半步也沒前進。所以最好的是，車子要開得快，但不能快到翻了車！
落後國家發展經濟，成長要優先於穩定，通貨膨脹的壓力是不能避免的，但必須要在控制的範圍內，不至於損害到經濟成長。這兩個目標顯然有衝突，但並不是沒有辦法解決，就看決策人員能不能動腦筋去想。

集中財富　

至於另一個經濟平等的問題，經濟在發展的初期是不會平等的。假如在經濟初期能達到經濟平等，那一定是要把發展所得的產品及所得，都消費掉或用來改善生活，問題是這些所得都花費掉以後，進一步發展的資金就沒有著落。而一個國家資本之所以能夠累積，主要就是因為除了消費以外，還有多餘資金儲蓄起來。
所以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財富要集中。當然這種集中也有個限度，不能像蘇聯那樣，叫窮人都餓死掉，窮人的生活還是要改善，只是改善的比較慢一點，而社會上經濟發展所得的財富大部分要先集中在政府或企業家的手中，讓他們能夠有更多的資本進一步投資。
事實上，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縱使不採取任何政策，這些財富也一定會自然集中到少數人像企業家的手中，而不會分配在社會大眾的手中。
但是這種分配不平均的現象，也不會一直持續下去。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個階段，像現在的台灣，工人的薪水漸漸提高，工人也知道如何爭取自己權益以後，財富分配自然就會慢慢平均起來。而政府到了這個階段，也應該用課稅的方式，將集中在大企業家手上的財富拿來開辦社會福利，以轉移社會財富到窮人身上。
問：關於國內另一個經常爭議的話題「在穩定中求成長」或「在成長中求穩定」，依照你的說法，台灣是不是應該採取「在成長中求穩定」的路線？
答：是的。對想要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官員而言，他們應該記住，在任何情形下，經濟成長與發展都是總目標，其他只是附屬目標。
經濟穩定只是經濟發展與成長的一種環境及條件，本身並不能單獨的構成一個目標。只有當經濟不穩定到足以危害經濟發展與成長的時候，例如民國六十二、三年的國際通貨大膨脹，政策目標才要轉向以經濟穩定為重點，只有這時候才是兩者並重，然而最目標仍是經濟發展與成長。
一旦穩定達到適當程度，不致危害發展與成長時，政策目標便要立刻轉向發展。以經濟穩定作為一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對我們國家需要而言，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台灣過去的發展，走的一直是「在穩定中求成長」的路線，這種發展方式雖然有它的好處，但是我們負擔不起代價。以後我們應該要在可以容忍的穩定範圍內，進一步追求更高速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的現代化。這不僅是台灣經濟的出路，也是整個國家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