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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台灣這個社會讓我最感動的事情，就是當你很相信「理想」這件事，你終究不會真正地失敗。比如說，八○年代，我先看著高信疆那批相信鄉土文學的人，像王拓、黃春明不斷寫作，像林懷民在他爸爸是大縣長、內政部長的旗幟之下，卻堅持要跳舞。
你看明星咖啡屋老闆的回憶，林懷民每天為了要買周夢蝶的舊書，就老跑去。周夢蝶說起來也是悲慘的時代人物，他就坐在明星咖啡屋的門口賣些舊書和禁書。從短暫的場景看起來，路邊行人匆匆，重慶南路口，時代就這樣輾過，就把一個大詩人輾在那樣一個牆角裡。
他曾經三天一本書都沒賣出去，所以餓昏掉了。可是因為他坐在這裡，台灣這個社會的故事不會只到這裡，它的故事就會在周夢蝶的舊書攤繼續，旁邊有個明星咖啡屋，然後這偶然與巧合，就會讓一些年輕人走上二樓，點一杯咖啡混一整天，然後黃春明《看海的日子》在那個時候寫出來，林懷民也在那個時候完成他的小說，確定他的藝文人生，最後終於走上他的編舞之路。
周夢蝶也不會只是舊書攤一個老人，他會成為文化界不斷歌頌的名字，他的詩最終還是被保留下來。然後明星咖啡屋可以在九○年代，看起來那麼不合時宜地關掉，現在，哎，怎麼又開張了。我疑惑地跑去明星咖啡屋看，它以前是賣西餐、賣周夢蝶的禁書，它現在賣的是蔣方良的俄羅斯軟糖。這個社會就是不會停在一個悲劇的點，悲劇可能只是一個分號，可是分號後還會有下一代的故事。
比如說我要做《文茜世界周報》，當時找中天的董事長周聖淵，我跟他說台灣不應該故步自封到這個程度，應該要有一些國際新聞，我跟他談，如果大家都考慮收視率的問題，很擔心這個事業能不能成功，那我就把我的主持費用砍一半，結果他就說，那就把製作費增加一倍。我跟他的談話只有五分鐘，這個節目就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