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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最國際化的實驗室 用大數據翻轉銀行的窮人歧視

精華簡文

UCLA最國際化的實驗室 用大數據翻轉銀行的窮人歧視

UCLA全球發展實驗室課程發展執行長布倫南(左起)、公關長海克默和對外合作執行長古斯考特都是土生土長美國人,都是離開美國去旅行、交換或工作之後,才意識到世界有多大。 圖片來源:楊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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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最國際化的實驗室 用大數據翻轉銀行的窮人歧視

天下雜誌635期

美國指標名校UCLA兩年前創立「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實驗室,來自各領域的學生不只討論毒癮、就學等社會問題,更透過專案規劃、自籌資金,親自到海外現場執行。

8月中的美國加州傍晚,微風徐徐,很難想像眼前20出頭,棕色短髮,穿著黃色背心,講話活潑輕快的女孩,在短短幾個月內,竟讓秘魯銀行願意檢討對貧富之間貸款的差別態度,翻轉「貸款歧視」。

她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全球發展實驗室(Global Development Lab)課程發展執行長布倫南(Katie Brennan)。她因為在秘魯工作過,回美國後用統計學的專業分析當地七家銀行數據,發現銀行歧視窮人,只願意貸款給中產階級或有錢人,讓想透過貸款創業或自給自足的窮人困難重重,社會階級僵化。

這些觀察讓她決定回到秘魯當地,試圖改變困境。全球發展實驗室則是讓她把想像變成現實。

全球發展實驗室是一門3學分的課程,兩年前由當年大四學生漢諾薇(Joan Hanawi)和喬瑟夫(David Joseph)創辦。核心精神是提供學生機會去理解發展中國家的議題,並透過真實的專案,和在地社區合作,討論出在地永續的商業模式、生存方式。

從課堂前進到現場改造

但對學生來說,這不只是一門課,更是實踐理想的場域。

「實驗室的目標跟學校不同,更重視實際經驗,讓學生有開放的心態去理解世界的樣貌,」全球發展實驗室公關長海克默(Erin Herkimer)說。

30位來自醫學院、工學院、環境、數學、商學院和人文學科的大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除了理論專業,還學實用技巧。

例如運用社會企業在發想商業模式時常用的帆布圖(Social Lean Canvas)和評量標準設計與專案評估等實際企劃工具。學生有指導教授,建立研究計劃後,自己找資金,暑期再到當地執行。

布倫南正因為看到美國跟秘魯的差異,她更能清楚地定義問題。原本對國際發展理論一竅不通的她,帶著在全球發展實驗室課程學到的實務經驗回到當地。也透過數據分析發現,那些社經地位較低的人們,還款機率卻比有錢人還要高。所以她造訪秘魯的信用合作社。

「這是根本的歧視,而且沒有資產的人還錢機率就是比較高,我利用數據去說服銀行,還真的有兩間銀行改變態度,」布倫南說起專案,眼睛帶著滿滿笑意與成就感。

布倫南並不是唯一一個試圖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學生。金髮、土生土長的加州人、全球發展實驗室對外合作執行長(Outreach Coordination Director)古斯考特(Alley Guscott)就在厄瓜多跟在地非營利組織合作,做微型金融,培力當地女性創業。

UCLA全球發展實驗室課程公關長海克默、發展執行長布倫南和對外合作執行長古斯考特。(楊閔攝)

也有學生想提升貧民窟孩子就學機會;有的則是想解決新德里女性毒品成癮的問題。

與一般大學生國際志工團不同,透過共讀、每週心得回饋、教授講演文化相對主義、國際發展議題,以及創意寫作與工作坊等訓練,他們與社區的連結、互動更加緊密,也更長期,帶有更多批判思考。

深度訪談當地居民

海克默說,關鍵是要深度訪談社區居民與工作者,因為要解決全球的議題,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這真的是居民需要的嗎?還是只是我們盲目的熱情?」海克默反問。

海克默舉例,原本要解決當地水源問題,卻發現解方可能為當地帶來更大的問題,因此到了當地後常常改變計劃。

「我們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布倫南無奈笑說,全球發展實驗室最大的挑戰就是處理失敗。因為應對的情境不同,沒有正確答案,卻因而可以同時培養自己的適應能力與彈性,能隨時改變。

為什麼要隨時調整?「我們不是救世主,是跟社區合作的伙伴,是提供他們其他的選擇,真正的決策還是由他們決定,」布倫南回答。

「全球發展實驗室是我們跟世界產生連結的方式,能體認各地區對同樣議題的差異,不管身處哪裡,每個人都是為了共同價值奮鬥,」古斯考特清脆地笑著。

UCLA的羅伊斯大廳前,美國西岸的夕陽頎長了三個美國女孩的剪影;接近黃昏也沒關係,全球發展實驗室想在世界的影子背後,給一點微光。(責任編輯:王珉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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