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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合國獨立顧問唐南發:羅興亞人是我接觸過的難民群體中,最弱勢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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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合國獨立顧問唐南發:羅興亞人是我接觸過的難民群體中,最弱勢的一群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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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合國獨立顧問唐南發:羅興亞人是我接觸過的難民群體中,最弱勢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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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南發參與聯合國難民甄別與安置工作長達12年,其間安置過不少羅興亞人。在羅興亞人問題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之際,他寫下這篇親身接觸羅興亞人的文章。

從事難民工作,我在接受培訓的第一個星期,就向培訓我的顧問提問:「如何在協助難民的同時,可以保持一個對方與自己平等的心態?」

顧問的回答是:「記得,今天你可以在甄別過程中問申請庇護者種種問題;你甚至可以為了確保對方是真正的難民(genuine refugee)而刻意問很刁鑽的問題,但你一定要記得一點:我們任何人,或許有一天也會坐在對方的位子上,為了申請庇護而忍受他人的刁難。」

「他們需要你的尊重,而不是你的同情,他們就是我們的一份子。」(They don't need your sympathy, but respect. They are one of us. )

所以,我在與難民接觸的過程中,盡量用同理心對待,而不是一種看待「他者」的眼光來顯示自己憐憫或同情。

偶爾我的語氣會很煩躁,但事後我讓對方明白為何如此;偶爾他們說到搞笑的地方,我也忍不住笑出來,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他們不是「他者」;他們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們。

從事難民工作,不是與現實脫節的理論創作,千萬不可離地,否則拖累自己更拖累申請者。所以我在審批案子或親自上陣做難民身份程序審定(RSD - 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 ) 面談時,絕對不用艱澀難懂的字眼,也不拋書包在對方或翻譯的同事面前顯示自己的學識,而是處理每一個務實而關鍵的問題。

因為我的任務不是理論或思想創新,而是如何確保對方說實話,以及一個說實話而確實需要得到國際保護的難民得以開展一個全新的人生。

羅興亞人是我所接觸過的難民群體中最弱勢的一群。

他們幾代人被剝奪公民權,也因此失去教育與就業的權利,在表達自身的困境上就有了先天的障礙。

例如我剛開始時會問他們:「你在若開邦面對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對方幾乎都會一致的答:「就是沒有固定的工作,薪資很低。」
我:「為什麼?」
他們:「他們不給我固定工作。」
我:「為什麼?」
他們:「不知道。」
我:「你的孩子上學嗎?」
他們:「沒有。」
我:「為什麼?」
他們:「我們不是他們的人。」
我:「為什麼?」
他們:「我們沒有證件。」
我:「為什麼沒有證件?」
他們:「他們的人不給我們發證件。」
我:「為什麼?」
他們:「他們不喜歡我們。不當我們是他們的人。我們沒有證件。」

這樣的對答,在和羅興亞人的面談中經常出現。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對公民權完全不了解,更無法表達,所以我必須旁敲側擊,順著他們的回答逐個問題接著問,才能確立他們沒有公民權,形成了無國籍的迫害。

在他們的認知中,工作和收入不穩定是最大的困難,但這不足以成為公約難民(convention refugee)。所以我必須有耐心地順藤摸瓜,讓他們明白他們無法就業工作,全因為自己是羅興亞人,公民權遭否決,所有基本人權也因而被剝奪,才形成今天被迫害的局面。

其實,羅興亞人在緬甸立國之初,不少人曾經獲得公民權,卻在1982年新的國籍法落實之後,瞬間成為無國籍。

我至今仍記得那位上過仰光大學的羅興亞大叔,他以流利的英語告訴我自己一生的遭遇,面談結束前已是淚眼,緊握我的手,希望我能為他安排出路。但願意收留羅興亞人的西方國家本來就不多,配額吃緊,我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付大筆錢給蛇頭,還未到澳洲就被攔截

三年多前,我在雅加達的難民署上班。某天上司說來了個羅興亞人,說自己本來在吉隆坡,後來聽說有機會偷渡到澳洲,付了一大筆錢給蛇頭,結果途中被印尼當局攔截,滯留下來,同事要我去確認他是否曾經待過馬來西亞。馬來語和印尼語雖然接近,畢竟還是很不一樣。他一聽口音就知道我是半島人(orang semenanjung),興奮地握住我的手一直叫我bang(哥),我們天南地北聊了很多,他絕對熟悉吉隆坡無誤,我也問了他很多關於若開邦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歷史,他對答如流。然後我回到辦公室,告訴同事他應該受保護,上司破例批准當下就給他發難民證。

羅興亞難民營裡的小孩(照片來源:Shutterstock)

與父母離散的4歲小女孩

另一個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當時四歲大的羅興亞小女孩。她的父親在他出生後沒多久,就因為2012年中的族群騷亂逃離若開邦,輾轉到了吉隆坡。後來父親匯錢給母親,囑咐母親帶著女兒一起離開,母女卻在馬泰邊境山區被泰國蛇頭困住要挾,對方要求更多的費用。她母親連夜逃跑,把女兒交給另一個同伴。後來泰國邊防收到情報前來掃蕩,逮捕了蛇頭。這群羅興亞人因為是老弱婦孺,一併被帶到收容所而非拘留所。

收容所的條件相對不錯,管吃管住,但那個照顧小女孩的阿姨經常打她,說她母親丟下她,成了她的負擔。我的一個澳洲同事深具輔導兒童的經驗,在探訪的過程中發現她神色不對,聊了一陣子之後才知道她被虐待。

我們商量之後,向收容所建議隔離。那一個星期,我們天天去探望她,慢慢地,她也開始和我們熟絡起來,恢復了小朋友應有的快樂和童真,甚至要求我們留在收容所陪她。原來我也可以是孩子王喔!

之後,我們聯絡上她在吉隆坡的父母,安排了電話連線,她父親以馬來話告訴我自己住在吉隆坡一個叫做安邦的地方。但因為涉及兩國邊防,難民署無法安排把她送過去。最後的方案是吉隆坡和曼谷的難民署各自安排安置,最終成功把他們全家送去了美國。她出發那天,我已離開工作崗位,但曼谷的同事知道我心裡常記掛她,所以特別到機場送行,拍了照片發給我。

小女孩那時已經六歲,但或許因為人生歷練吧!她的眼神看起來成熟很多。

被蛇頭硬逼上船的13歲男孩

最後要分享的,是讓我當場落淚的個案。有個13歲的小男孩,在2014年中在局勢混亂的若開邦被蛇頭拐帶上了偷渡船。

其實,並非所有羅興亞人都想逃離國外;很多只是暫時到別處避難,局勢穩定後又回到村子裡頭。但蛇頭為了不虧本,必須把偷渡船填滿,所以派不法分子四處拐帶小朋友。這個小男孩和他的好朋友就是在河邊釣魚的時候被逼上船的。

同樣的,泰國海警截停這艘船;蛇頭們跑了,羅興亞人蛇被帶到邊境的一個拘留所,離開馬來西亞只需十五分鐘車程。這次是拘留所,不是收容所,條件極度惡劣。而且當局還把小朋友和成人關在一起,受盡大人們的欺負。

我和一位孟加拉女同事去做面談。他的朋友有個叔叔在吉隆坡,是他在若開邦村子的鄰居。因為電話可以打通,我們又讓他們連線。我們見面的時候,小男孩和家人失去聯繫已經一年。電話中,小男孩一再託朋友的叔叔轉告家鄉的父母「自己很好,不要擔心。」結束通話後,負責翻譯的孟加拉同事掩面而出,哭了一陣才回來。

直到我半年前離職,小男孩和他的朋友因為川普凍結接收新難民,依舊被困在泰南的拘留所。他們兩個的名字,常在我的禱告當中。

由於這種種的經歷,我無法把羅興亞人當作一個數據,或毫無面貌的他者來看待。

他們豐富了我的經驗,讓我對人生有更深刻的體會。他們不是他者;他們是與我遭遇不同的我們,就如我和我的朋友們,彼此經驗和遭遇也都不一樣。

但他們就是我們;他們不是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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