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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餵養出吃民族主義「狼奶」長大的年輕世代

精華簡文

中國如何餵養出吃民族主義「狼奶」長大的年輕世代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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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餵養出吃民族主義「狼奶」長大的年輕世代

時報出版

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中國人,如何靠著民族主義的「狼奶」長大?這必須從1989年後,中國歷經「一個世紀的屈辱」談起……

習近平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即歐巴馬贏得連任八天後,被宣布接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這位中國領導人隨即闡述他對國家的願景。十一月廿九日,五十九歲的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計劃為題,發表重大演說。這八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

相比之下,對現代中國崛起居功厥偉的男人,是小個子的鄧小平。他身高不足五呎,卻堪稱中國現代史上的巨人。正是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從一九七八年底展開),讓中國得以在未來一個世代中徹底轉變。經濟改革在被鄧小平解開束縛後,每十年都順利讓中國經濟規模擴增一倍以上,使西方專家跌破眼鏡:他們全都預測中國的大好景氣很快就會結束,結果全部失準。在習近平於二○一二年掌權時,中國距離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寶座,僅剩咫尺之遙。

鄧小平也針對崛起中的中國該如何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一事,給予共產黨同僚一些建議。鄧小平的格言「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後來聞名全球,西方決策圈常簡稱為「韜光養晦」(hide and bide)。純就英文字面而言,「hide and bide」一語聽來可能像是要人欺騙和密謀的指令,但其實鄧小平是在強調處理國際事務要謙卑、合作,而這對中國和西方來說都很有道理。

正是這個政策給予中國經濟轉型的空間和時間,也讓西方得以分享中國創造的財富。如此一來,一項本可能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也就是中國的崛起),便以「雙贏」的姿態出現。這本是西方的行話,但中國迅速採用。

鄧小平的繼任者延續類似的政策,也喊出類似的安慰人心的口號。二○○二到一二年,在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國開始採用往後被稱為「和平崛起」的政策。後來,「崛起」二字被認為對外界太具威脅性,於是他開始偏愛「和諧世界」的說法。

胡錦濤時代,在倡導中國的和平崛起能讓中美互蒙其利的人士中,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是立論明確、表現突出的一位。他認為,中國的崛起只可能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發生,而設計並維持全球化架構的正是美國。一個繁榮、穩定、逐漸融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的中國,也跟美國有利害關係。

王教授認為,中國可受惠於「良性、審慎地利用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權力」,而美國也可從「在穩固而有改革決心的領導階層的管理下,秩序井然而逐漸蛻變的中國」身上獲益。

在習近平掌權之前的十年間,在中國政府的官方辭令中,可以見到王緝思這套美中相互依存論的影響。

二○一三年三月,習近平甫接任總領導人,中國外交決策的新面孔是楊潔箎:他的作風挑釁得多。他是中國前駐美大使,英語流利,在華府如魚得水。但他也不吝展現使用對抗性語言的意願,那是前幾代在「韜光養晦」傳統中培養出的中國外交官,會避免使用的語言。

對中國的許多緊張不安的鄰國而言,一起惡名遠播的事件確立了楊潔箎的形象。二○一○年,他仍擔任外交部長時(職位低於國務委員),他向其他亞洲國家發出直率的警告,叫他們在處理和中國的領導爭議時不要妄自尊大。在越南召開的一場亞太國家高峰會上,他宣布:「中國是大國,你們全是小國。事實就是如此。」

那一刻,對一些來越南開會的外交官來說,感覺就像中國終於拿下了面具。「韜光養晦」退場,強硬出頭。就連一些中國籍的觀察家也被楊潔箎的介入嚇壞了,認為那很可能招致反效果,驅使較小的亞洲國家投入美國的懷抱。但習主席顯然不覺得楊潔箎超出限度,反倒讓楊潔箎升任中國決策階層的最高職位。

習近平本人上台時即有「擁抱軍事」之名,他與軍隊的關係比前任主席胡錦濤密切得多。而這位新領導人也迅速提出證據,證明他願意採取會贏得堅定民族主義者青睞的行動。

二○一二年十二月,即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後的那個月,中國軍機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首次進入日本領空。兩個月後,二○一三年二月,一艘中國驅逐艦將其導彈系統鎖定爭議領土釣魚台列嶼附近的一艘日本驅逐艦。十一月,中國又讓美日政府瞠目結舌:他們宣布中國的「防空識別區」(ADIZ)涵蓋東海大部分範圍,包括爭議島嶼在內。要求所有進入該區域的非中國飛機,都要向中國當局表明身分。

一直有人希望時間會證明,習近平當政第一年採取的強硬政策,只是一時權宜之計,而這樣的希望在APEC高峰會後幾個月迅速破滅。中國的領土主張開始透過一種新穎而充滿想像力的方式提出:南海「造島」聯合計劃。為了將中國有爭議的領海主張擴展到中國大陸的數百哩外,北京開始野心勃勃地填海造陸,把海上的礁嶼變成小島。

北京政府指出,其造陸工程是為了提供燈塔之類的公共財,而且其他國家也做過類似的事情,但中國造島的規模遠比越南或菲律賓嘗試過的大。歐巴馬政府確信,中國的填海造陸有其軍事意圖─例如永暑礁上所闢建的、兩哩長的簡易飛機跑道。

二○一五年逝世、和歷任中國領導人皆私交甚篤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始終相信中國最終一定會試圖重現它的歷史榮光。他主張:「中國有長達四千年之久的文化,有十三億人口,他們很多都是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們怎麼能不渴望成為亞洲第一,繼而成為世界第一呢?」

這種中國是亞洲的「中心王國」、其他地區皆以其馬首是瞻的想法,深植於中國的歷史之中。考慮到中國的歷史、幅員和經濟活力,只要國家變得富裕而有自信,「韜光養晦」絕對可能讓位給更強勢的政策。在習近平上台之際,已經有不少新的思維和政策可供他援引做為強勢外交政策的基礎了。

其中有三種相關思想格外重要:民族主義受欺凌的感受、對中國相較於美國的實力愈來愈有信心,以及對於中國國內政局安定和西方可能暗中破壞的深刻恐懼。

吃民族主義「狼奶」長大的年輕世代

中國共產黨欣然接受民族主義論述的時間有個相當確切的日期,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鄧小平和同志們做了重大的決定,鎮壓質疑中國共黨統治的學生暴動。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對中國政府造成極大的威脅,一黨專政的存續和正當性都受到嚴厲挑戰。為因應這種局面,共產黨逐漸開始強調民族主義和民族復興─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做為重建其統治正當性的手段。

一九八九年後,中國歷經「一個世紀的屈辱」,幸有共產黨將中國自弱肉強食的世界救出的思想,透過新版的歷史教科書和博物館,逐漸灌輸給新一代的各級學生。一九九二年起,中國近代史成了高中的必修課。這門新歷史課的教學綱要明確指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也是一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功完成新民主革命的歷史。」

政府鼓勵各級學校參觀新建或改裝過的博物館和紀念地,灌輸同樣受外國列強凌辱、賴中國共產黨復興的訊息。例如北京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和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皆是如此。在習近平獲選為共產黨總書記時,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中國人已經吃了民族主義的「狼奶」長大了。

當上領導人後,習近平馬上開始更明目張膽地跟民族主義的思想及語言眉來眼去。與他關係最密切的理念非「中國夢」莫屬─這個構想迅速被接納,且在中國執迷於口號的政治文化中被大肆宣傳。「中國夢」當然是在模仿「美國夢」,許多受到中國人鼓舞的外國觀察家相信,習主席談「中國夢」,是在直接回應具影響力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的一篇文章。

佛里曼在文章中呼籲中國發展屬於它自己的原料,開發「夢想」,結合更乾淨的環境。但,早在佛里曼或習近平講出這個詞彙之前,很多中國人都已透過解放軍大校劉明福的暢銷書,熟悉「中國夢」的概念了。

劉明福的著作《中國夢》於二○一○年在中國出版,開宗明義即道:「成為世界第一,是中國百年來的夢想。」一如一九三○年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劉大校認為,中國的崛起是範圍更廣的亞洲復興的一部分。他寫道:「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將能終止西方人種歧視的觀念……近代史上每一位全球領導人都來自歐洲和北美,但亞洲是世上最大的大陸,絕對應當擁有世界第一的國家。」

有人認為,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是「陽奉陰違」地把民族主義當政治工具來用,不是真心相信民族主義的基本論點。

也有人認為,中國領導人也許私下和民族主義的論調保持距離,但仍有落入其圈套的危險。這個理論認為,中國用民族屈辱和復興的故事撫養了一整個年輕世代,一旦來到和美日的決裂關頭,沒有哪位中國領導人能打退堂鼓。

中國領導人深諳中國史,他們一定記得:一九一九年,信奉民族主義的學生因不滿國家領導人接受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群起示威,間接促成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第二個促使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下愈來愈強勢的因素是,中國很清楚,它日益增長的財富和權力與西方有關。當二○一四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就購買力而言,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中國的反應表現出某種「韜光養晦」的傳統。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討論會上,中國官員不認同中國可能馬上就要正式成為「世界第一」的見解。在許多方面,中國仍適合自稱為發展中國家,沒有必要讓美國人心生恐慌─何況,如果中國被列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就有可能被要求背負更多責任,例如在氣候變遷或開發援助方面。

然而,在其他方面,愈益強烈的財富和權力感,無疑成了中國領導人的後盾。世界領導人接連在北京現身,背後跟著龐大的貿易代表團,人人都希望搭上中國成長的順風車。中國已經發現,進入巨大中國市場這個誘餌,是改變外強行為極有效的工具─包括一些曾用槍桿子逼中國開放市場的外國人。

二○一二年五月,在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會晤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後,中國的回應就是將英國人放進外交的冷凍庫。見不到中國領導人的經濟涵義令英國政府大為驚恐,只好默默修正自己的行為。英國政府讓中國人明白,他們不會再和達賴喇嘛進一步碰面,而卡麥隆終於獲得在二○一三年十二月訪問北京的獎賞。

中國因政府大規模支出之故,從二○○八年的衝擊中恢復的速度遠快於西方。此一事實進一步提升了中國人的自信。民眾愈來愈清楚美國向中國借了多少錢,也因此產生華府和北京的傳統權力關係正在改變的印象。

於是,中國在美國面前趾高氣揚起來。二○一一年,在中國大連市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的一場會議上,就出現了這種新的態度:面貌英俊、廣受歡迎的電視主播芮成鋼公開詢問美國大使駱家輝,坐經濟艙與會是不是在「提醒美國欠中國錢?」駱家輝如實回答,坐經濟艙純粹是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但芮成鋼已挑動敏感神經(也許不是故意的)。

歐巴馬政府負責和中國打交道的高級官員無不哀嘆,他們太常為了重要的談判飛來北京,而在後機艙坐了十四個小時後,他們全都累得不成人形。有名官員忿忿不平地對我描述,有次他在華盛頓登機,「舉步維艱地擠到經濟艙的座位時,經過了正在商務艙啜飲香檳的中國大使身旁」。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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