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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無比、不帶情緒的公眾辯論----德國如何回應「血與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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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無比、不帶情緒的公眾辯論----德國如何回應「血與土」政治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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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無比、不帶情緒的公眾辯論----德國如何回應「血與土」政治

經濟學人

看著夏洛特維爾(Charlottesville)的群眾喊著納粹口號、看著納粹符號旗幟四處飛舞,必定十分讓人憂心。2017年的美國並不是1933年的德國,但大喊「血與土」這樣的口號、燃燒的火炬、納粹敬禮,以及向反對者施加的暴行與暴力,狂暴地展現了武裝種族國家主義,也喚起了令人恐懼的過往。川普和部分他在媒體中的支持者,對這一切抱持著舉旗不定的態度,也是如此。德國的情況則有如極為強烈的對比,今日的德國,正是絕不向「血與土」黑暗政治做出絲毫讓步的重要案例。

德國的起點就是讓所有人都記得,這樣的政治曾經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每一位德國學童都得造訪集中營,這是課表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就和學習寫作和算術一樣。德國的城市有如記憶地景,街道和廣場以反抗者命名,人行道上的小銅片(稱作絆腳石),寫著曾居於這些街道的、大屠殺受害者的姓名和生平。

街道上常能見到紀念物:紀念特定遭迫害團體的牌匾、列出集中營名稱的告示板(「我們永遠不可遺忘的恐怖之地」),以及柏林市中心那一大片證實大屠殺確曾發生的灰柱。

那塊介於主流保守派和PEGIDA、NPD等極右派之間的陰鬱縫隙(或許可以稱作川普區),在德國大致上有如禁區。相對化、以暗示或忽視表達支持、以極右派象徵作為「諷刺」、隱語式的言外之意、偏袒辯護,也都極難獲得容忍。

舉例來說,自反歐盟,轉向民族主義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中,較為溫和派的人士,可以輕易融入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但也因為立場更偏右的修正派人物,例如挑戰德國紀念文化的霍克(Björn Höcke)等,使得他們在德國有如劇毒之物。

換句話說,「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間的界線明確又嚴格。

梅克爾曾言,德國的未來有賴於繼續將大屠殺視為「對文明價值的終極背叛」。

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表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曾向希特勒提議消滅猶太人之時,梅克爾也禮貌又堅決地糾正他:「德國的大屠殺責任,由德國承擔。」

她在下個月選舉中的競爭對手舒爾茲(Martin Schulz)也常大聲疾呼:「AfD並不是『德國的另類選擇』,而是德國的恥辱!」

評論者和政治人物謹慎地捍衛此界線,例如,他們會避開極右派的語體或用詞。他們通常不會將批評者或反對者貼上「賣國賊」、「破壞者」等標籤,也極少使用「蜂湧」、「洪流」來貶低移民。

德國閱讀率最高的右翼花邊小報《Bild Zeitung》曾批評政府處理移民危機的做法,但也自豪地挺身支持「歡迎有需求外國人」的原則;2015年,當時的總編甚至刻意在自家收容難民。

這創造了清醒無比的、不帶情緒的公眾辯論,也比較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陷入嘩眾取寵,或激烈謾罵式的公眾辯論。

12月的柏林恐攻,媒體在報導時只談事實、也沒有恐慌之感;英美媒體(和川普的推特)那樣的激烈反應,與德國的沉靜氣氛亦形成了對比。

言論自由並未受到影響:PEGIDA的遊行會獲得警方保護,有時甚至連民族派政治人物散發傳單都不例外。但自由表達權,仍舊與獲得公眾注目或獲得公眾接受有所區別;霍克在談話節目上展示德國國旗、標誌「德國一千年」(此語與納粹有關聯),其他來賓無分左右派,全都認為他「令人厭惡」。

絕大多數人將極右派運動視為文化現象,而非只是社會經濟斷層的表現(法國、英國和美國有時會如此)。近期出版的《Finis Germania》聲稱德國認同已然遭到破壞,也被排除在部分暢銷榜之外。這種極度謹慎的編輯方式有時會太過頭;筆者認為暢銷榜一事就是如此,但也十分欽佩此事背後的、那絕不允許正常化的決心。

當然,德國肩負著獨特的歷史重擔。

然而,每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過往中,都有著黑暗的時代,每個國家目前的政治領域裡,也都有極右修正主義派;夏洛特維爾示威中,舉著邦聯的旗幟、反對移除邦聯雕象的計畫,恰恰體現了此事(事實上,納粹曾在美國南部州的種族隔離法案尋找靈感,也研究了種族隔離制,認為那是德國社會的可能模式之一)。

史冊中並沒有大屠殺的國家,還是可以從德國那成熟、警愓、充滿責任感的紀念文化中學習。

在美國,那或許代表移除公共空間中的邦聯象徵;萊辛頓市市長葛雷(Jim Grey)已宣佈了加速此事的計畫。那代表明確地宣示,夏洛特維爾示威者的行為不可接受(並捍衛他們和平示威的權利)。那也代表大聲直指川普那模稜兩可聲明的本質:可憎的惡德之行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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