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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科到萬達,大佬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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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科到萬達,大佬的黃昏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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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科到萬達,大佬的黃昏

FT中文網

徐瑾:今年不少中國企業家老面孔離場,或也是商業大佬從國際市場上回撤開始。所謂守規矩既是對市場,也是對監管者。日本企業的國際化,對中國有何啟示?

2017年的夏天酷暑不退,中國資本市場場內場外,也酣戰正熾。

7月19日,北京萬達索菲特酒店的“三國殺”被各路大小媒體自由演繹,從推遲發布會到背景板上“富力”字樣的神出鬼沒。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融創集團董事長孫宏斌、富力地產董事長李思廉三人觥籌交錯之間,六百多億的交易敲定。融創以438.44億收購萬達13個文旅城項目91%的股權,富力以199.06億收購萬達旗下77家酒店。

萬達從2000年起就發力商業地產,和地方政府合作緊密。全國大小城市的94座萬達廣場鋪就其成功之路,將商業中心、酒店、步行街等模式結合得駕輕就熟,僅萬達旗下酒店就有四個品牌;而2010年之後萬達在文化旅遊等領域更投入不少,王健林在6月30日還為哈爾濱萬達城開業站台。

如今,說賣就賣,急於成交之下,價格並不高,軍人出身的王健林果斷可見一斑。

萬達為什麼要賣資產?萬達一直有轉型輕資產的戰略,但此次王健林表示打算是還銀行貸款,降低負債率。但細究下來,萬達的負債率其實並不算高。中國房地產企業平均負債率大概是80%左右,萬達負債率在2017年年初為70.61%,以萬達的發展速度和地位,如此負債率實屬難得,負債率並不是如旁人設想那般是萬達的軟肋。

如果加上這次交易所得,那麼萬達的負債率會更低。那麼低的負債率目的是為了什麼?這位曾經的中國首富在交易結束後,在對財新的書面採訪中表態“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

這個夏天,或許是中國商業大佬從國際市場上回撤的開始。王健林前段時間接受FT總編萊昂內爾•巴伯採訪中,也提到海外收購美國電視製作公司迪克•克拉克製片公司交易告吹。王健林解釋是兩邊的政策都發生了變化所以放棄,“兩個國家的有關政策都發生變化,美國也有人不同意我們收購,中國這邊的一些有關的政策也有變化”,“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在海外自己融資解決,只是不願意成為一個不守規矩的公司。”

所謂守規矩,既是對市場,也是對監管者而言。一邊在出售國內資產,一邊強調投資回國,對應的大背景是中國企業尤其是民企在海外投資大躍進。根據胡潤研究院與易界Deal Globe合作的《2017中國企業跨境併購特別報告》,中國企業去年海外投資併購交易金額大幅增長150%。其中,製造業、金融服務和能源成為跨境併購交易最集中行業;就企業而言,海航、安邦、萬達等儼然是最活躍的併購企業,可謂當之無愧“頭羊”。

以萬達為例,這些年萬達海外併購總額摺合下來接近2500億人民幣。6月期間,媒體報導銀監會要求各家銀行排查包括萬達、海航集團、復星、浙江羅森內里在內數家企業的授信,據悉“排查對象多是近年來海外投資比較兇猛、在銀行業敞口較大的民營企業集團。”這一表態,導致了萬達復星等幾家企業突遭股債雙殺,萬達電影股價一度暴跌9.87%。

面對如此狙擊,王健林展現其梟雄本色,大舉甩賣之下斷臂求生,急流勇退之舉,倒也令人想起兩年舉國議論的李嘉誠。對比之前海外買買買頗為得力的安邦,其海外併購規模估算接近200億美元,2014年更高調把紐約華爾道夫酒納入囊中,但今年局面急轉直下,其傳奇董事長吳小暉被公司公告表示“個人原因不能履職”。

中國改革開放,其起步本身就是不斷和國際接軌的一個過程。過去,以市場換技術是不少地方吸引外資的重要目的,如今中國不再缺錢之後,隨着外匯儲備不斷積累,官方態度對於企業走出去收購資源技術一直是鼓勵為主,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與隨後的人民幣升值,更是給予民營企業“海外撿便宜”的動機。

時移事往,當人民幣外匯儲備近些年降低到3萬億之下後,以往官方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政策變得微妙起來。從2015年8月人民幣貶值開始,保持金融穩定成為首要底線,意味着即人民幣匯率以及外匯儲備都不能出現太大變化,這其實是兩難選擇,對企業而言直接後果則是資金出海變得困難起來。2017年以來,關於加強金融監管的官方口風日益嚴厲,2017年7月,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會議更是強調防範金融風險。

如今,對於海外收購盲目批判四起,這也讓人反思,海外收購如何做才好?有意思是的是,中國批判民企海外收購,往往以日本海外收購作為教訓案例,日本企業國際化似乎成為失敗案例。

事實上,日本企業國際化不可簡單稱為失敗。日本企業國際化從60年代起步,早期經歷了出口導向與海外生產階段,再到80年代之後的全球化戰略與90年代之後的全球本土化發展不同階段。在80年代廣場協議前後,日本政府為了緩和貿易摩擦,也希望從製造業立國轉向貿易立國進而投資立國。

對比之下,當下中國發展階段,其實和80年代日本有些類似。當時對日本企業而言,一方面本幣升值,另一方面是海外投資回報率更好,日本對海外投資有其合理性。在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之後海外投資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後來再度回升。多年來日本企業持續的走出去戰略,雖然在日本國內也引發製造業空心化等爭論,日本企業在泡沫經濟時代高價買入日後低價賣出在海外也曾是新聞,但其正面效應不可抹殺,評價日本企業海外投資需要公允。

恰恰是因為日本企業持續的國際化,使得日本經濟即使國內萎靡,海外資產仍舊能夠帶來不菲收益。其經濟結果,雖然不能如一些評論者所言再造一個“海外日本”那麼誇張,但是日本企業依靠海外投資其實也國內生產總值(GDP)持續下滑的同時提升了日本國民生產總值(GNP): 以購買力計算,2016年GNP為5.444 萬億美元,對比之下,GDP為4.939 萬億美元。更不用說這些海外投資,對緩和貿易爭端、整合國際資源、帶動亞洲等國家工業化的無形貢獻。

日本企業的國際化,對中國有何啟示?企業海外投資,不可避免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是經驗和教訓都是企業摸索所得,並不存在政府的統一戰略步調。企業尤其私有企業在合理激勵之下,或許有冒險與槓桿,但是其自身也承擔了結果。

今年的熱鬧令不少人始料未及,中國企業家不少老面孔離場,比如王石離開萬科。我當時在個人微信號《徐瑾經濟人》感嘆“王石退出,偶像黃昏,梟雄末日,小丑狂歡”。

萬科和萬達模式,一直是很有意思的對比。萬科被譽為中國房地產的頭牌,在住宅產業化等領域貢獻不少,萬達則一直在商業地產領域可謂獨樹一幟。

王石退出,一點引發不少紀念追思熱潮。我在《徐瑾經濟人》評論說王石的偉大,不如說那個時代的偉大。柳傳志、王健林、孫宏斌甚至賈躍亭,彪悍如斯,何嘗不是借92南巡春風佔得改革開放先機。野蠻生長的時代,英雄狗熊凡人都能有機會上場,如今一切,真是俱往矣。更關鍵的是,英雄或許不問出處,但是一定要擇時,或者英雄也要迎合時代,而很多自詡挑戰時代的人物,無非是時代挑選寵兒而已。須知,這個時代已經不同了。

房地產是中國商業最貼切縮影,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除了再次強調確保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也強調要穩定房地產市場,堅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我多次感嘆,土地財政之下,權力浸潤着房地產業方方面面。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之最大動力,政治與商業結合成為企業做大做強通行證,不知多少企業對此食髓知味。

問題在於,這一道路有超額收益,自然也存在意外風險。從統計看,中國富豪數量不少,但十億美元之上富翁分布一直顯著低於他國,這說明商業做大到一定程度,也面臨更大不確定性。在這個燥熱而多事的夏天,或許中國商人大佬們,應該重讀一下胡雪岩,這次不是學他的成功,是學習如何避免他的失敗。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郵箱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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