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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手記:七一過後,台灣還該不該關心香港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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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手記:七一過後,台灣還該不該關心香港命運?

中環蘭桂坊一帶,是香港混雜了東西方氣質的典型。 圖片來源:楊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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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手記:七一過後,台灣還該不該關心香港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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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真能隔著海峽偏安一隅,毫不關心香港與東亞地緣正在翻天覆地的改變嗎?

6月中旬,我和攝影同事楊閔在突至的暴雨中,狼狽衝進中環皇后大道上的HSBC總行大廈。總行門口兩隻獅子坐鎮,我們通過身份確認上了43樓頂層,落地窗180度環視,香港的心臟──中環就在腳下,因為即將到來的八號風球而顯得陰鬱,好像香港命運的顏色。

我曾經很熟悉這裡。

十年前的夏天,我在半山住過一個月,每天坐著環山小巴蜿蜒下山,終站就是金融服務機構密集的中環雪廠街。2014年七一的佔領中環預演、兩個多月後爆發的雨傘運動,我為了近距離觀察那場運動,七十幾天流浪在不同朋友家,中環是我常駐足之處。

但這次是我首度意識到自己站在這個城市真正的核心,如果說金融是香港的靈魂,而滙豐總行大廈可說是香港金融業的起點。看著腳下的中環、金鐘那些熟悉的街道,和我過去理解的香港很不同,高度給我更立體的感受。

香港金融業的起點──中環。楊閔攝影。

2012年開始,我先後在兩個香港媒體擔任台灣特派記者工作,也開啟了對香港的認識。

那一年是梁振英上台,也是中港關係開始出現顯著變化的轉折點。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傳言,讓香港政治開始充滿陰謀論的猜疑;社會的中港矛盾也在那時開始發酵,本土意識興起;在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年輕人高喊認同政治,香港政治版圖也產生本質性的轉變,香港回不去了。

過去我認識很多民主派和媒體圈朋友,共享同樣價值,是厚厚的同溫層。但這次在《天下》規劃香港專題時,我們希望能描繪中港之間的治理矛盾與挑戰。當大部分媒體都聚焦在香港人的失落與哀愁,《天下》是否能為讀者描繪一個更為宏觀的,香港必須面對的定局——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中國主場」,作為台灣的啟示。

中國掌握香港經濟有多深,意味著對香港政治拿捏還有多少空間?反之,只有知道自己的無可取代之處在哪?才可能作為政治的談判籌碼。唯有理解一個不可迴避的新現實,再去看香港不同光譜者如何面對和回應,才會更貼近香港的真實。

香港無法迴避的中國因素

首先發現,中資拿下香港金融的話語權,從企業、港股、投行、人才形成一條龍。從不少金融及專業人士的採訪中,我們看到中國如何結合兩種意識形態:國家資本主義的雄厚資本+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機制,形成「中資企業+中資銀行+中國人才」的結構,一步步主宰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當香港能作為中國資金操作的槓桿,便能完全為中國成為新世界秩序的「走出去」佈局所用。

我們也進入那些政商名流出入的私人俱樂部,聽穿梭在兩岸四地的本地商人,如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從主導者變成合作者再成為配合者。

他們的日子曾經風光過,現在過得也不差,更識時務,「沒有人可以是永遠的老大,香港人要認清現實。」一位政商關係良好的受訪者說,「現在大陸起來了,香港當然會好。」

跟著崛起祖國的大戰略,當然是香港合理的選擇,也是長久以來這個港口城市總是享盡「Free Rider」優勢之處。但為何香港人還是痛苦?為什麼當中國人不會讓香港人更開心?問題出在哪呢?(看專文分析:從兩制到一國 習時代的香港變奏曲

回歸20年後,大量中國人來尋求機會,光是2016年最少有10萬在港居住、工作與念書。楊閔攝影。

20年來與中國水乳交融的好處不在民間,甚至民間卻要為此付出代價。現在從經濟層面來看香港機遇,大灣區、一帶一路的確都是「香港」的大好機會,但是不是屬於「香港人」的?

這一次更想描繪的是所謂的「港漂」。我們發現來自中國的「新香港人」,在主權移交20年後如何在香港社會量變造成質變,他們比一般港人更懂得中國脈動,而成了實質的香港中堅,才是真能把握住這些中國機會的人。

這些在中國就屬精英中精英的人才優秀自信,選擇在香港工作,和國內一、二線大城市流動無異。尤其在中資全面掌握香港、全球都面向中國市場的大結構下,中國人才需求大增,他們比香港青年有更多隱形的社會及文化資本。

多數港漂沒有政治意圖,但數大造成的擠壓,是香港年輕人面對的真實處境。許多香港年輕人開始感到自己是「異鄉人」,他們在過份擁擠的家園找不到出路,而充滿憤怒。

但香港和台灣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承襲自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傳統,這個港口城市自1841年開埠以來,就習慣不斷流動的外來人口來找機會,沒有邊界和開放是他們的信仰。即使面對中國人才大軍壓境,多數人仍認為不該保護主義,香港年輕人必須要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相較之下,台灣年輕人像在被國家保護的溫室,雖不滿意卻算能自給自足,香港年輕人面對的處境艱困太多。 

心有不甘的最後一搏

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香港似乎不雙手擁抱中國就沒有出路,但即便知道大局已定,這個城市卻仍有股「不甘」之鳴。

有年輕人還沒有放棄,他們想做一個異想天開的夢,提出2047二次前途自決的構想,並嫻熟的運用國際社會的外部資源來發酵自己的倡議。這個倡議的意義不在於可行性,而是一種策略,為了「創造」那個「真實時刻Moment of Truth」,將中港間越見緊縮的邊界再撐出一些空間。

本土研究社的陳劍青(左)與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右)。楊閔攝影。

他們像乘坐時光列車,透過檔案研究探索香港身世,用歷史真相來對抗現實。無論這種基於想像而非現實的行動是否太天真,然而正是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才是一個偉大城市還能不死的原因。

還記得三年前,2014年太陽花運動現場,「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的口號深深引起台灣人的共鳴,年輕人喊得嘎天作響,雨傘運動爆發後也很關心。

這三年香港社會為了面對、回應我們也在努力面對、回應的巨人發生了劇烈變化,近年更是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地方。

台灣真能隔著海峽偏安一隅,毫不關心整個東亞地緣正在翻天覆地的改變嗎?當中國已經完全掌握香港,進而取得世界的話語權,台灣的處境會不受影響嗎?

「台灣人和中國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太少,你們還很天真,」在一次從歷史暢談到現實的採訪中,香港知名的時政評論人劉細良正色對我說,「有一天台灣要為不夠關心香港付出代價。」

我也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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