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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台灣移民林夏如:對香港年輕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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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台灣移民林夏如:對香港年輕人有信心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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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台灣移民林夏如:對香港年輕人有信心

FT中文網

在台灣出生的林夏如,1992年到香港打拚,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已經把香港當家的她,在回歸20週年紀念日有什麼心得感想?

1992 年我隻身到香港,一轉眼已經25年了。香港回歸20週年紀念日對我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為那時候雖然有些人因為回歸而移民,但我因為加入投資行業,而決定將香港當做自己的家。

這是個改變了我的人生的決定:我在香港進入網路風險投資行業、也成為了3個香港小孩的媽、後來進香港大學念政治經濟學,並開始做老師。

我清楚地記得,在回歸前夕,儘管香港政府更迭和「一國兩制」的實驗充滿著不確定性,但大家的心情非常樂觀,因為「港人治港」終於要實現了,而當時沒有多少人擔憂2047年以後的事情,只期盼「高度自治」得以成功實踐。

得不到掌聲的香港行政長官

20年時光飛逝,在今年7月1日林鄭月娥女士將就任香港行政長官,她也是香港歷史上首位擔任這一最高長官的女性,理應贏得掌聲。然而,在這樣歷史性的時刻,日益極端化的香港社會並未有多少歡呼與喝彩。

香港的行政長官並不具備廣泛的民意基礎,林鄭自身的受歡迎程度亦有限。事實上,今天不少香港年輕人們認為香港價值和自主性早已經被侵蝕、「兩制」早在2047年到來之前就已經不復存在。

在香港年輕人眼中,今年3月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的3位候選人都並不意味著改變,亦都缺乏合法性。林鄭獲得了1200名選委的777票,比5年前當選的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689票要多,但她依舊未能贏得泛民主派的任何支持。在現行立法會運作框架下,政府若不能取得跨政治陣營的支持,政策將難於推進。

此外,林鄭在社會福利、環境保育和政治改革方面都持強硬保守態度,3年前「雨傘運動」中亦拒絕回應學生的訴求,10年前亦是她強硬面對「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示威者。

香港陷入高收入陷阱

當前,香港政府最亟需應對的問題,其實是在經濟領域,因為正是經濟問題讓社會加速極端化。

香港經濟成長正在放緩,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資產持續膨脹。上世紀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 GDP 增速維持在6%以上,而過去五年裡這一指標僅為3%。勞動階層和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有限,而因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就業市場無法多元化。

1981年,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是26歲,回歸前一年,這一數字已經超過34歲了,今天更上升至44歲,在「亞洲四小龍」中屬最高。儘管在過去20年中有大量新移民到來,過去10年裡人口增長速度有過短暫回升,但香港的人口成長速度依舊緩慢。(表一)

同期,香港的房價已經攀升至匪夷所思的程度。年度世界住宅可負擔程度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香港平均房價是本地家庭年平均收入的18.1倍,即一家人不吃不喝18年方能「上樓」(買房),年輕人無法置業。

上述問題所衍生出的是一個日漸分化、充滿隔閡的社會:泛民與建制派,新移民與老香港人,菁英與草根之間互相對立。類似的情形同樣在美國、英國、台灣、韓國等地產生。我將它稱之為「高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在高收入經濟體的四小龍最為顯著,他們都在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經濟成長開始放緩,各種社會問題接踵而來。(表二)

落入「高收入陷阱」的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包括生育率下降、房價高漲,年輕人發展機會受限,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根據香港政府發表的住戶收入分布統計報告,2016年香港的吉尼係數為0.539,已達到45年的歷史新高,其不平等程度位於世界發達經濟體之首。(表三)

這樣的地方對任何領導人都是巨大的挑戰,更何況在一個缺乏民主代表性的機制下,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難以發洩,彼此之間的矛盾也更難於化解。

伴隨這些經濟問題而來的是認同的改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數據顯示,近年來香港年輕世代(尤其是沒有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一代)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不斷加強,僅有3%的年輕人認為自己完全是中國人。持有強烈「香港人」認同的年輕人數量是老一輩的兩倍。(表四)

三年前,香港幾乎沒有人關心「港獨」,而現在儘管大家都知道「港獨」沒有出路,這一議題還是引發年輕人的關注,「本土派」隨之產生。同期,大陸在其他城市推行高壓的政治管治,言論自由被扼殺,也引發香港人的反感。

因為缺乏民主代議制度,以年輕人為主的社群無法將自己的認同和訴求有效表達,只好訴諸極端立場,以彰顯自己「與大陸有別」。老一輩香港人覺得香港最珍貴的是法治,年輕人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對民主的追求。這是一種著眼於身分認同的抗議,也是世代的分歧。

認同的另一個指標是對憲政體制的信任。香港大學的民調也追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與不信任度,二者之差即是「信心淨值」。回歸時,有信心的人比沒有信心的人多三成(表五),2008年前後,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高漲,信心淨值超過五成;而從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香港人的信心跌至回歸以來最低谷,這一指標出現負值,直到現在都低過 2003年SARS恐慌時期。

不信任「一國兩制」的香港人愈來愈多,不少香港人認為「一國兩制」的根基正在被逐漸侵蝕,不用等到2047年便會告終。

經濟問題,讓身分認同更分歧

參照台灣在與大陸進行經濟整合過程中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身分認同和核心價值的爭議會讓激進的政治立場得到驚人支持,利益分配不均等經濟問題更會火上加油。所以陳水扁時期台灣對大陸經濟政策就在極端選項之間搖擺。但是過去這十年,台灣認同一旦鞏固,大部份選民都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台灣的大陸政策反而愈來愈理性。國民黨2014年草率通過的服貿協議最終被大眾阻止,民進黨去年再次執政后對大陸態度也遠比過往審慎。

因為人民「話事」(決定),兩黨政策搖擺的空間有限,都愈來愈往中間選民靠攏。 這種政經分離的趨勢在台灣年輕人中最為明顯。在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加深環境中成長的台灣年輕人,對大陸就業機會並不排斥,但同時他們正是「天然獨」的一代。

我們常聽說大陸經濟成長會導致年輕人自然接受中國人的認同;其實,當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發生碰撞時,經濟問題更會導致大家對認同的分歧突顯,而認同是不會因為商業往來而自然結合的。

在過去,香港人較為務實,善於將身分認同和政策偏好分開;而台灣則一度因身分認同的極端化,導致相關經濟政策不能在理性的環境下討論。如今,台灣社會三十年來就身分認同和對大陸政策的激辯,在短短三到五年裡於香港上演,兩地的社會氛圍正好調轉:台灣社會在民主機制下的反復討論中不僅鞏固了台灣認同,也形成了基於「台灣優先」而對大陸經濟政策例如ECFA的共識和支持;香港則在最近陷入日益頻繁的認同、所以對任何和大陸有關的政策都備受爭議。即便是那些經過周密思考、對香港經濟有益的政策,也同樣會招致部份香港人的不滿。

雖然香港是個移民社會,大部份人都是大陸陸續過來,但以前來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價值的洗禮,現在則是新移民——無論菁英或基層——好像在改變香港的價值與文化。過去,治理香港的多是相當有能力及經驗的人才。現在的香港似乎被內地富豪們和湧來領取綜援的新移民所佔領,而政府要員比較看重的是如何揣摩北京的意思來管制特區,沒有把香港的老百姓的苦衷轉述給北京。

這對香港人來說實在難以接受,也極具諷刺意味:「一國兩制」本是鄧小平為實現統一台灣量身定做的,但如今香港的模式對於台灣而言毫無吸引力。

認同問題,讓政策日益極端化

身分認同問題導致政策偏好極端化的例子在香港已經不少,但爭議將會愈來愈多。例如林鄭月娥提出的「西九龍故宮文化博物館」計劃:這一計劃或許有利於香港吸引更多遊客、豐富香港社會文化生活,但很多香港人將之視黑箱操作,有悖於香港精神,這正與台灣反服貿「太陽花學運」相似。

香港社會對「廣深港高鐵」採取「一地兩檢」安排的爭議又是另一個代表案例:這一項目將內地和香港更緊密聯繫在一起、甚至允許內地執法人員前來香港執法,這會讓爭議更加激烈。即便這條鐵路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香港人卻只看到跨境執法如何的觸及「兩制」的底線。 在未來,林鄭月娥將會持續面臨類似的治理挑戰,尤其是在處理與立法會關係和推動政策出台方面,她的處境與當年台灣的陳水扁其實頗為相似。

日前,林鄭接受大陸官媒採訪時,甚至表示要從幼稚園開始培養小朋友的中國人認同,這只會引發社會更強烈反彈。

身分認同是勉強不來也壓制不住的,香港年輕人「反國教、撐普選」,就是在用看似極端的手段來強調自己的身分認同和價值觀。

如今的香港與三十年前的台灣在社會極端化方面如出一轍,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制度有著高度干預的能力,例如行政長官選舉。十九大之前,中央一定會繼續堅持對港台採取強硬立場。對中央政府而言,還有太多比「解港台社會變化的細節、制定好的政策」更迫切的事情。

在他們眼中,讓香港服從管治比為香港社會帶來切實變革更為迫切。但是,經歷過三個北京欽點、不是坐牢就是極度不受歡迎的特首之後,中央繼續為強硬派候選人背書,只會讓問題的雪球愈滾愈大。如同梁振英一樣,林鄭深知北京是她權利的來源,所以不太可能去修補香港不同社群、不同代際之間的分歧,而中央很可能繼續現有的香港政策,讓建制派陣營享受經濟利益,對其他社群呼籲推動政治改革、捍衛香港自主性的聲音置若罔聞。

中央愈強硬,效果適得其反

當然,將地方政府施政過程中的問題一律歸咎到中央是一種誤導。香港要跳出「高收入陷阱」,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也要面對認同的分歧。這一切都要從凝聚社會共識開始,而這正是香港政府未能做到的。但中央對港澳台事務缺乏關注,的確是導致問題惡化的重要原因。雖然大陸港台事務專家充分了解到這幾年年輕人的趨勢,但中央政府在處理對港台問題時始終處於守勢,一旦發覺情況不妙就採取強硬立場,結果適得其反。

遺憾的是,如果中央尚未意識到政策調整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香港也將面臨日益極端化的社會。人非草木,要強行將一個長期與大陸分隔、貧富懸殊,保有自己獨特文化歷史記憶的社會加以融合,本非易事,更何況大陸自身經濟挑戰巨大。

相信香港的韌性、年輕人的熱情

不過,正如我們不應在1997年時過於樂觀、篤信「馬照跑、舞照跳」一樣,我們如今也不必對未來過於悲觀,畢竟「一國兩制」是一場獨一無二的政治實驗。今天一些中央政府官員和內地不少年輕人都認為「一國兩制」是失敗的,北京怪香港「不夠聽話,不感激」;而香港人則擔憂中央已經打破對「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自主性不受保護。雙方的認知隔閡正在不斷增加。

但是,香港社會有很強的韌性,善於靈活應變。我也相信,香港年輕人有著強烈的參與熱情,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展得更好,所以才走向街頭。我一直鼓勵我的學生們熱心關愛自己的社群,儘管每個人對「社群」的理解或許不一。如果香港年輕一代有心關注公共政策、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來回饋社會,那麼或許他們會帶領香港,以公平正義為基礎,定製好的公共政策,走出「高收入陷阱」,創造一種具有包容性、富於同理心的香港。

包括我在內的無數香港人,正是因此將這裡視為自己的家,為香港感到驕傲;我們自然也有責任讓她在未來走得更好。(責任編輯:賴品潔)

(林夏如現為Goldman Sachs Asia Bank 及在台灣的三商美邦人壽、香港的朗廷酒店投資的董事,也兼任美國私募基金Crestview Partners的高級顧問。著有《台灣的中國兩難》,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重溫林夏如教授文章,可登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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