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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起來就沒事了嗎?讓壞人更糟的監獄,實在太多

精華簡文

關起來就沒事了嗎?讓壞人更糟的監獄,實在太多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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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起來就沒事了嗎?讓壞人更糟的監獄,實在太多

經濟學人

讓受刑人外出工作的計畫今天上路,為了讓受刑人與社會接軌,台灣矯正署規劃了「白天工作、晚上回監」的方式, 今年預計開放外出工作受刑人有100名,每月約可創造200萬元以上收入,讓受刑人在逐步復歸社會前,也負起減輕國家財政負擔、補償犯罪被害人之社會責任。刑罰是懲罰或矯正,又如何對待犯罪者,一直是存在已久的問題,《經濟學人》造訪了「世界上最友善的監獄」,友善舒適的空間,是否因此讓挪威的犯罪率提升呢?

「想要來杯咖啡嗎?」在這個冷冽的早晨、在前往巴斯托(位於挪威的監獄島)的渡船上,兩位魁梧的渡船人員用熱飲招呼來訪的記者。記者問他們是不是當地渡船公司的員工,他們答道:「不,我們是囚犯。」其中一人因為謀殺未遂服刑14年,另一人則是因為「毒品及暴力」服刑9年。渡船已經停靠於碼頭,附近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可以輕易逃脫,但都沒有這麼做。巴斯托幾乎沒有人嘗試逃獄。

「世界上最友善的監獄」在挪威

它被稱作「世上最友善的監獄」,但這個說法也完全錯失了重點。房間相當舒適,囚犯可以在島上各處漫遊,但巴斯托最不尋常的地方,並不是將囚犯視為人,而是將他們視為成人。

其他地方的監獄,會避免讓囚犯拿到任何能製成武器的金屬。巴斯托的囚犯則能拿著鎯頭、斧頭和電鋸四處走動;他們砍樹製成傢俱、種植蔬菜、飼養牲口。簡言之,囚犯得照顧自己;如果他們不好好管理森林,森林就會覆蓋整座島嶼,如果他們不照料田地,作物就會死光。

囚犯一開始並不會在巴斯托服刑。他們得先在傳統監獄中服刑,然後申請移監、說服主管機關他們希望能改過自新。

巴斯托的典獄長埃貝哈特(Tom Eberhardt)表示,一般的監獄是把囚犯當成小孩對待,「他們一天只下3或4個決定,例如何時去上廁所等。」而在巴斯托,他們得做出的決策,數量幾乎於自由之時相當。巴斯托希望能藉由教導囚犯負起責任,以「創造芳鄰」。

挪威的再犯率相當低,出獄2年後,只有20%的犯人會再次犯罪。相反地,針對美國29個州進行的研究發現,再犯率幾乎是挪威的2倍。此外,挪威只有重犯才會坐牢,而重犯的再犯率通常會比較高,挪威的監禁率為10萬分之74,約為美國的1/10。

巴斯托的氣氛會讓來訪的人大為驚訝。

為何警備如此寬鬆?高壓電網和握有散彈槍的警衛在哪裡?在內華達印地安泉的監獄,筆者被告知不要穿藍色,因為那是囚服的顏色;新聞官解釋道,出問題的機會不大,但如果真的發生,你不會希望武裝警衛誤把你當成暴動的囚犯。

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觀察,「在進過那個國家的監獄之前,沒有人能真正了解那個國家。」本文想提出不同的看法:即使全球各地的監獄在最近幾十年裡已有所改善,它們仍舊無法有效減低犯罪或減少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前英國內政大臣赫德(Douglas Hurd)曾言,「監獄是種讓壞人更糟的昂貴手段」。符合如此描述的監獄,實在太多。

刑事政策研究所的沃姆斯利(Roy Walmsley)表示,全球至少有1,030萬名囚犯;這是某個時間點的人數,每年都會有更多人進出監獄,也有更多人處於假釋和緩刑。這個總數不含北韓和厄立垂亞的囚犯,兩國都有大型監獄,但沒有公開資料。它也低估了中國的囚犯人數,因為中國近期並未公開等待審判的監禁人數。

2000年至今,全球囚犯人數上升20%,稍高於總人口成長(18%)。此趨勢掩蓋了巨大的區域性變動;南美、東南亞和中東的囚犯人數激增(145%、75%和75%),歐洲則下滑了21%。同一期間,全球的犯罪亦呈現下滑。

許多監獄有如地獄,有時也是刻意如此;在敘利亞的監獄裡,異議者會遭受毆打、電擊等折磨。比較常見的情況則是,監獄的環境極為惡劣,是因為囚犯人數過多且管理不善,因此,比較兇狠的囚犯(和警衛)可以恣意行事。

舉例來說,在部分巴西監獄,警衛人數極為不足,因此他們只負責巡邏監獄外圍,讓黑幫老大負責內部的秩序;囚犯可以透過手機,自由地管理他們的毒品帝國。

全球超過千萬人入獄,監獄人滿為患

全球而言,監獄人滿為患有如常態。畢竟,蓋監獄需要錢,讓囚犯好過一些也拿不到多少選票。國際刑法改革組織最新的年度全球監獄趨勢報告指出,在198個有資料的國家中,58%的監獄容量超過100%,約40%的國家超過120%,26%超過150%。

美國的監禁率遠超過其他富有國家,但近期趨勢是走向寬容。美國成人的囚禁率,從2008年的高點每百人就有1人,降至2015年的每115人有1人。幾個州試圖尋找監禁非暴力犯罪者的替代方案,除了節省經費外,也因為它們認定,把太多人關進監獄太久,對公共安全並沒有太大幫助。肯塔基司法部長提利(John Tilley)表示,「肯塔基的監獄滿是讓我們生氣的人,而不是我們害怕的人。」

川普的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希望美國能更加嚴懲犯罪;本月,他命令聯邦檢察官針對毒品犯罪者尋求最高刑度。聯邦囚犯雖然只佔美國總囚犯不到1/10,塞申斯的做法顯示,老派「嚴懲」政策仍舊擁有強大的支持。

監禁的理由之一就是懲罰。知道加害者遭受懲罰,或許可以讓受害者好過一些;在犯罪猖獗的巴西,民調顯示,57%的民眾同意「好罪犯就是死罪犯」。

但對許多人來說,監禁的目的是減低犯罪者造成的傷害。

監獄可以用三個方式達成此目標;其一為限制,監獄裡的囚犯無法闖進你家;其二為嚇阻,可能會入獄,會讓潛在犯罪者三思;其三為改過自新,在政府的監督之下,可以改善犯罪者的行為。
以第一個方式來說,大多數的監獄相當成功,但也有其代價。大規模監禁特定族群,例如非裔美國人,可能會造成家庭和社群破裂。許多囚犯已經過了會造成公共風險的年紀,卻還是被關在獄中。暴力是年輕人的犯罪,中年強盜實在不多。

時間視野短,10年嚇阻效果只比1年稍高

以嚇阻而言,監獄有其必要。但在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刑期其實不必那麼長。犯罪者的時間視野相當短,10年刑期的嚇阻效果,可能只比1年刑期稍高,成本卻是10倍。想嚇阻潛在犯罪者,最重要的不是重刑,而是刑罰必定會快速降臨。

唯有讓犯罪者相信他們一定會被抓到、被懲罰,他們才會有所克制。經濟學家列維特(Steven Levitt)估計,在美國,將1美元花在警察單位,預防犯罪的效果至少比花在監獄高出20%。

就算警方能力十足,通常還是無法嚇阻犯罪者;他們大多衝動又臨時起意,因為憤怒而使用暴力,因為看見了財物而搶奪。正因為如此,改過自新才會如此重要;最終,幾乎所有的囚犯都會出獄,讓他們不要走回老路,對所有人都好。

囚犯人數最少的國家,通常是自由派國家(如瑞典和芬蘭),或是窮到無法蓋太多監獄的國家;例如,中非共和國的監禁率僅10萬分之16。將監獄留給最嚴重的犯罪者,有非常重大的益處。

其一為節省支出,以美國為例,監禁聯邦罪犯的成本,最高可達緩刑的8倍。其二,此舉可以避免輕度和重度犯罪者雜處,因為後者可能會讓前者染上壞習慣。

現代的電子追蹤器低廉又有效;迪泰拉(Rafael Di Tella)和沙格羅斯基
(Ernesto Schargrodsky)在近期研究中,觀察了犯下相似罪行、但受到不同刑罰的人,結果發現,使用電子追蹤器的人,再次遭到逮捕的機會為13%,送進監獄的人則為22%。

部分罪犯極為危險,必須送進監獄才行,但幾乎所有人最終都會獲釋。

以巴斯托的囚犯托瑞(假名)為例,他在20多歲之時販毒、飲酒、派對,某次他吸食甲基安非他命又三天沒睡,接著就因為小事持刀攻擊2位朋友,並遭到逮捕和起訴,接著又在等待審判的期間與人鬥毆。最終,他因為三次謀殺未遂和意圖販售數公斤毒品,獲判14年徒刑。

服刑前幾年,他被關在封閉式監獄之中;他表示,那時他非常憤怒,將自身的悲慘處境怪罪在其他人身上。接著,他參加了諮商課程;這位諮商師曾經過著與他「同樣的生活」,她與托瑞聊起托瑞對自己所作所為的遺憾,並說服托瑞再也不要喝酒。那花了好幾個月,托瑞回憶道,「那就像是自由。」

托瑞在巴斯托參加了木工考試。他可能要再過3年才會獲釋,也預期在獲釋之後就會有工作。巴斯托的囚犯可以在獲釋前18個月開始工作,其目標即為確保每位囚犯在獲釋之後,都能有地方住、有收入、有工作。未來,托瑞計畫自己開始木工公司。

世界各地的監獄會使用各種工具避免再犯。判斷影響囚犯未來行為的因素非常困難,但皮尤慈善信託的蓋伯(Adam Gelb),提出了幾個確定有實效的原則。

首先,找出最有可能再犯的囚犯。部分指標無法改變,例如問題家庭背景、過往犯罪史等;年齡也十分重要,在21歲前獲釋的美國聯邦罪犯之中,約68%會在8年內再次遭逮捕,超過60歲則只有16%。其他風險因子就比較有改變空間,例如管控衝動的能力不佳、濫用藥物、習於挑選反社會朋友等。

辛辛那提大學的拉提沙(Edward Latessa)認為,將焦點放在非犯罪因子的矯正計畫,例如創意能力、體能、自尊等,無法減低犯罪行為。訓練營格外沒有效果,因為它們會孕育侵略性,並讓犯罪者更加凝聚在一起。

前毒販布宜諾(Oliver Bueno)同意這個說法。他表示,內華達的青少年訓練營只是讓他變得更糟,警衛常揍人又大吼,這樣虐待讓他更憤怒、更痛恨政府。獲釋之後,他立刻重回幫派、販毒、為了小事與人爭鬥。他說道,再次被逮捕前不久,「我拿槍指著另一個人的臉,而且我根本不記得是為了什麼。」

最棒的工具,或許就是認知行為療法(CBT)。這不是要人坐成一圈、分享內心的惡魔,而是協助人了解促使他們犯罪的「觸發因素」。

諮商人員會鼓勵犯罪者儘可能減少負面外在影響、增加正面外在影響;諮商人員不該爭論或威嚇,而是展現他們願意聆聽,並在犯罪者做出負責任的行為之時給予稱讚。

挪威大量使用認知行為療法(CBT),托瑞就是受益者之一。美國則只是零星使用CBT;喬治梅森大學的泰克斯曼(Faye Taxman),針對美國監獄及保釋單位超過500項計畫進行研究後發現,只有20%有使用CBT,也只有5%的人有機會取得CBT。

只要善加使用,CBT可以讓再犯減少10-30%。福希特(Thomas)和霍特(Tammy Holt)針對50項CBT計畫進行整合分析後發現,其中74%具有效果或潛力;CBT對青少年犯罪者最有效,對家暴者最沒有效果,對性犯罪者的效果則沒有定論。

布宜諾表示,他之所以改過自新,並不是因為他在獄中學到的事物,而是慈善組織Hope for Prisoners和上帝。他最後一次出獄之時,又找上老朋友、再次走上同樣的老路;接著,他的女朋友(現在是妻子)建議他去找邦德(Jon Ponder)。邦德曾是武裝搶犯,後來成為傳教士,教導曾經犯罪的人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

布宜諾非常開心,他覺得自己加入了「世上最強的幫派──上帝的幫派。」身在挪威的托瑞,對於改過自新的看法就比較世俗:「我只想當個會繳稅的正常人。」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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