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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麗莎》為什麼紅?

精華簡文

《蒙娜麗莎》為什麼紅?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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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麗莎》為什麼紅?

經濟學人

同樣是達文西的畫,為何《蒙娜麗莎》的評價,會遠遠高過前一個展間裡、似乎完全沒有人注意的另外三幅達文西作品?你有沒有在觀賞經典雕像之際,卻想不透它到底好在哪裡?藝術作品到底是怎麼被視為傑作的?

1993年,康乃爾大學心理學教授卡廷(James Cutting),造訪巴黎奧賽美術館,想觀賞雷諾瓦的傑作《煎餅磨坊的舞會》,卻發現自己深受隔壁展間的畫作吸引;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幅畫,也沒聽過這幅畫的畫家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

你有沒有在深受某本小說吸引之際,卻驚訝地發現它並未擠身傑出作品之列?又或者,你有沒有在觀賞經典雕像之際,卻想不透它到底好在哪裡?
如果你有過這樣的經驗,你可能就想過卡廷心中的那個問題:藝術作品是怎麼被視為傑作的?

最直覺的答案就是,有些作品就是棒、品質就是高人一等──能在美術館佔據主要展間、能出現在課堂和書本的畫作,其藝術價值已歷經了時間的考驗。

看不出它們的優秀之處,是你的問題。

這是非常巧妙又令人生畏的解釋,但部分社會科學家也提出質疑,認為藝術經典有可能只是歷史意外。

卡廷則揣想,名為「單純曝光效應」的心理機制,或許與畫作能否晉升文化頂峰有關。

在1968年的實驗中,受測者會觀察一系列快速閃過眼前的抽象圖形,部分圖形會重覆,但由於變換的速度非常快,受測者並不會注意到此事。研究者詢問受測者最喜歡哪個圖形之時,他們會選擇那些出現超過一次的圖形;就算只是沒有意識到的熟悉感,也能孕育喜愛之情。

卡廷回到康乃爾後,設計了一項實驗來測試他的直覺。他在課程中固定向學生展示印象派作品,每次展示2秒。部分作品是經典,部分較不知名,但水準亦與經典相近;後者的展示次數則為前者的4倍。後來,學生也比較喜歡後者;控制組的學生則比較喜歡經典。學生會比較喜歡後者,僅只是因為他們比較常看到後者。

卡廷相信,他的實驗為經典的形成提供了線索。他指出,今日,最常被複製的印象派作品,大多會在19世紀後期之時,在富人和重要收藏家之間轉手5、6次。這些人的偏好為特定作品增加了聲望,讓作品更有機會出現在美術館和選集,曝光也會讓作品更具名聲。

另一方面,學者和批評家也建構了複雜精細的論據,說明作品的傑出之處;畢竟,會受到單純曝光效應影響的,也不是只有一般民眾。正如沃荷(Andy Warhol)和赫斯特(Damien Hirst)的領會,良好的評價與宣傳密不可分。

卡廷描述的過程,讓人想起社會學家華茲(Duncan Watts)所謂的「累積優勢」──某個事物一旦開始受到歡迎,它通常會變得更加受歡迎。

為什麼沒人注意另外三幅達文西作品?

幾年前,華茲也在羅浮宮,有了與卡廷類似的體驗;他在排隊觀賞《蒙娜麗莎》之時,不禁開始思考,為何這幅畫的評價,會遠遠高過前一個展間裡的、似乎完全沒有人注意的另外三幅達文西作品?

華茲檢視偉大畫作的歷史之後發現,《蒙娜麗莎》問世後的大多數時間,其實不太受人注意。

1850年代,一般認為達文西完全比不上提香、拉菲爾等文藝復興巨匠,這些巨匠的作品,價值也是達文西的近10倍。

一直到了20世紀,《蒙娜麗莎》的地位才躍升至首位,而引發此事的並非學術重新評估,而是盜竊。

1911年,一位羅浮宮的維修人員,把《蒙娜麗莎》藏在工作服之下,走出了羅浮宮。

巴黎人對此極為憤怒,羅浮宮重新開放後,許多人排隊觀賞原本掛著《蒙娜麗莎》的地方;在此之前,這幅畫從來沒有獲得如此重視。警方偵辦難有進展,甚至還審問了畢卡索。

一直到2年後,竊賊佩魯賈(Vincenzo Peruggia)試圖將《蒙娜麗莎》賣給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之時,才終於找回了這幅畫。

法國民眾歡欣鼓舞,義大利人則盛讚佩魯賈的愛國之心,因為他想將《蒙娜麗莎》送回家鄉。

世界各地的媒體都登出了這幅畫,讓它成為第一個獲取全球名聲的藝術品。自那時開始,《蒙娜麗莎》逐漸成為西方文化的象徵。

1919年,杜象想象徵性地破壞高級藝術,便為《蒙娜麗莎》加上了山羊鬍;這只是更加強化了它的地位。

整個20世紀,音樂家、廣告商和製片商,都曾利用這幅畫的名聲;用華茲的話來說,這幅畫也「反過來利用了他們」。

縱有諸多嘗試,這幅畫的獨特地位,似乎就是無法完全歸功於畫作的品質。
有人說,蒙娜麗莎的眼睛會跟著觀賞者,但《蒙娜麗莎》的傳記作家薩松(Donald Sassoon)指出,「事實上,任何畫像都能有這樣的效果。」

華茲認為,《蒙娜麗莎》可能只是個極端例證。畫作、詩作和流行歌曲,都會因為隨機事件或偏好而受到讚揚或批評,那也有可能轉化為傳遞數個世代影響力之潮。

伊諾(Brian Eno)曾言,「說文化物件具有價值,就像是說電話擁有對話一樣。」我們消費的文化物件,幾乎全都包裹在繼承而來的意見之中;就某個程度來說,我們的偏好一向源自另一個人。

觀賞《蒙娜麗莎》的遊客,知道他們即將見到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也會因而讚嘆或失望。

觀賞《哈姆雷特》的觀眾知道這是天才之作,因此,他們大多也會如此看待這個作品。華茲甚至認為,莎士比亞的傑出是種「歷史的僥倖」。

地位焦慮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卡汗(Shamus Khan)認為,我們定義「偉大」的方式,不但與藝術價值有關,也與地位焦慮有關。

他指出,在19世紀的美國,「高等」和「低等」文化的界線並不明確;但到了20世紀之交、中產階級興起之際,富有階級開始試圖維護自身的優越地位、追求定義更為狹窄的「高級藝術」。購買歌劇包廂、收集印象派作品,都是確保地位的方式。

嚴苛的高低之別在1960年代崩毀,但我們仍舊會以文化做為認同標記,只是手段比較微妙。卡汗認為,今日的折衷主義之潮(「我愛巴哈、Abba和Jay Z」),就是波西米亞中產階級標誌自我的新方法,用以區別他們眼中那些社會階級不如自己的、品味狹窄的人。

藝術品的固有品質,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屬性。不過,其重要性或許高於社會科學家的認定。首先,作品需要一定的水準,才有資格站上頂點。《蒙娜麗莎》或許不是世界第一,但它本來就在羅浮宮裡,而且不是出於巧合。

其二,有些作品就是比較好。讀完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傑出作品,再讀《哈姆雷特》,你可能會覺得,當中的差異實在難以辯駁。將「To be or not to be」,與馬羅或韋伯斯特所寫的任何獨白相比,莎士比亞彷彿是在另一個水準;華茲或許會說,這是在自我欺瞞,無數做出同樣結論的讀者和學者,也全都是如此。然而,以莎士比亞的優越之處而言,何者才是比較簡約的解釋?

在《英國美學期刊》發表的研究指出,曝光效應並不是對任何事物都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對經典的形成亦有不同看法。研究者以卡廷的實驗為基礎,向兩組學生重覆曝光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和金凱德(Thomas Kinkade)的作品。金凱德的俗艷鄉村景緻有如庸俗的縮影,而庸俗也正是不良藝術品的黃金標準。

研究者發現,一如預期,受測者在單純曝光效應下,變得更加喜歡米萊的作品;不過,他們對金凱德的喜好程度就沒有那麼高。長期而言,曝光效應有利於比較優秀的藝術家。

社會科學家說得並沒有錯:我們應該對傑作抱有多一點質疑,也應該去看看隔壁展間的作品。

有時,傑出和平庸不易區別,連專家也不例外。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儘可能地多看、多讀;吸收更多好作品與壞作品,會讓我們更能判斷兩者的差別。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文獲得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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