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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可否成為中國矽谷?

精華簡文

雄安新區可否成為中國矽谷?

1992年設立的上海浦東新區,是中國首個國家級新區。新批准設立的雄安新區,有同等級的戰略意義。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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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可否成為中國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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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中央之力打造的雄安新區,是否具有南方的商業創新能量,成為中國矽谷?關鍵在教育、民間活力與市場經濟。

近日,中國最熱門的新聞非雄安新區莫屬。4月1日,罕見地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共同發布計畫,並賦予和深圳、浦東同等級的戰略意義。13家中國國企紛紛表態,願以行動呼應「習核心」的「千年大計」。

中國官方對雄安新區的定位,一是「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緩解北京多達二千一百萬人口,導致過度擁塞的「大城市病」:二是位處「京津冀協同發展」核心位置的雄安新區,將被規劃成綠色宜居的示範新城,以及引領創新科技的心臟區域,成為所謂的「中國矽谷」。

然而,仍在紙上談兵階段的雄安新區,真有機會成為「中國矽谷」嗎?

首重疏通北京非首都功能

在疏通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上,「好比大禹治水的『疏導計畫』,」研究中國區域發展戰略,天津南開大學周恩来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楊龍分析,北京的城市病源自發展機會、機構都過於集中。若能打造一個綠色宜居的示範新城,將人流引過去,可以平衡河北省與北京、天津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雄安可說是給河北省一個發展機會,也是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手段,」他說。

但以中國過去發展深圳、浦東的成功經驗,能否複製在雄安新區?卻是眾說紛云。

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劉孟俊認為,過去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從深圳到上海浦東的成功,背後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帶動,鏈結全球和兩岸之外,更承接外部的產業及經驗移轉,如香港的製造業之於深圳。

但位於北方的京津冀,發展條件一直不如南方成熟,要以國家手段祭出減稅、國企帶動等措施,以非自然經濟法則的做法去疏通北京,後續發展有待觀察。

不過楊龍認為,雄安和發展了三、四十年的深圳、浦東無法比較,因為雄安的出發點並非經濟發展,而是創新。

「雄安作為中國第19個新區,側重的不是經濟發展,而是『新概念城市』的提出,」楊龍分析,「雄安強調人與生態共存,是最先進的城市試驗,全力發展低污染、高科技的創新產業,不會再以製造業為主。」

中國矽谷是否可能?

雖然雄安新區喊出響亮的口號要做「中國矽谷」,但新創生態顯然不是光靠國家計畫經濟可促成。

曾參與福建平潭特區規劃,熟悉中國特區生態的海西諮詢公司負責人林正修觀察,中國南方城市如深圳能自由蓬勃,關鍵在遠離權力。但北方有種官場文化,多以國有企業為主力,也過於依賴國家力量。

「胡溫規劃濱海新區後,天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飆升,但國家一抽腿就沒有民間活力,這剛好是河北的常態。沒有商業氛圍就不會有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不可能真正創新,」林正修說。

其次是矽谷模式的成功關鍵在於史丹佛大學,雖傳聞北京清華大學可能會成為樣板被迫遷往雄安,但清大已否認。

近年推動台灣成為世界網路產業聚落,AppWorks創始合夥人林之晨認為,除了重要學術機構,培植新創生態系需要二、三十年,過程中是否有指標性民企當火車頭就特別重要,如北京中關村有百度、上海有土豆、深圳的騰訊、杭州的阿里巴巴。

「國家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是相反邏輯,矽谷的破壞式創新成功的關鍵在於後者,但雄安看來是前者,」林之晨說。不過他也認為雄安計畫才剛提出,還有待觀察。

當中國搶創新,同樣喊出「亞洲・矽谷」的台灣要更抓緊時間、加緊腳步。

林之晨認為,中國對台灣的磁吸效益雖然擴及各個層面,但因高峰已過,雄安新區的影響不致太大。

但是,「台灣要擔心的不是外界的磁吸,而是如何培養一個有吸力的生態系,而其中的關鍵是好的學校。我們更需要檢討的是,台灣教育體系生得出一個史丹佛嗎?」他提醒,而台灣的競爭力的關鍵,始終來自於教育。
 

雄安新區小辭典:

位處北京西南方的雄安新區,由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三個縣城組成,起步面積100平方公里(遠期目標為兩千平方公里),向北100百公里直達北京,向東100公里可抵天津,形成一個等距三角地帶。
 

雄安新區的地理位置。圖片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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