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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挨餓的人比非洲多 聯國前官員告訴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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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挨餓的人比非洲多 聯國前官員告訴你為什麼

圖片來源:劉國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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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挨餓的人比非洲多 聯國前官員告訴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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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糧食生產率不斷成長,為何飢餓問題仍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前聯合國世糧署亞洲區主任忍足謙朗做了25年的糧食援助工作,為饑荒盛行之地帶來希望,他認為,造成全球糧食安全的最大原因,不是生產不足,也非天災,而是人類永無止盡的衝突。

忍足謙朗是個日本人,但也是個世界人。這位61歲的前聯合國官員,過去30餘年持聯合國護照,帶一把等身的爵士貝斯,以世界為家。16年在非洲,16年在亞洲。

在聯合國服務34年的時間,有25年他為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簡稱WFP、世糧署)工作。這位兩年前退休的亞洲區主任,過去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衝突地區「發送食物」(deliver food)。

世糧署總部位於義大利,成立的宗旨是解決飢餓及糧食安全問題。這個組織一年有60億美元的預算,擁有70架飛機、20艘船、5000輛卡車,每年提供300萬噸食物到世界各地。

除了掌握全世界需要食物的地區動態,世糧署提供不同飲食習慣的饑民日常主食,如米、玉米、麵粉等,還有基本的油鹽糖。「營養」也是世糧署重視的因素,一個人是否能正常發育的基礎,在於母親懷胎到兩歲的關鍵1000天。世糧署因而致力開發高營養、高熱量食品,以符合每個人一天2100卡路里的基本所需。

吃飽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當人們無法負擔日常飲食,衝突就會發生。

「你以為世界上有將近八億人在挨餓,是因為食物不夠嗎?事實並非如此,」忍足謙朗3月25日應龍應台基金會台北沙龍邀請,為台灣的青年世代談當前世界的糧食安全問題,「今年聯合國公布的南蘇丹、葉門、索馬利亞、北奈及利亞四個饑荒地區,有2000萬潛在人口在挨餓,原因都是『衝突』,」他語重心長地說。

這是繼2011年,因長期內戰和乾旱導致的索馬利亞大饑荒後,時隔六年,世糧署再次發出警訊,而且一次四個地區。其中最嚴重的南蘇丹,是自2011年公投從蘇丹獨立後,種族糾紛再加上經濟發展失調所導致的災難。

用生命與飢餓搏鬥

「飢餓」是人類的古老問題。英國作家帕特爾(Raj Patel)在2008年的暢銷著作《糧食戰爭》(Stuffed and Starve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中曾提出,人類今日糧食生產總量,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刻,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口過於肥胖,卻也同時有超過十分之一的人口在挨餓。

根據世糧署統計,過去20年糧食生產率的增長比人口增長速度還快,人均糧食生產量比30年前多17%,足夠70億全球人口所需。然而目前有8億人口在飢餓中,其中高達5億人在亞洲、2億人在非洲,每年有300萬個五歲以下的孩童死於飢餓,但媒體都沒有報導,忍足謙朗稱之為「沉默的緊急狀態」。

「吃飽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當人們無法負擔日常飲食,衝突就會發生,」多年來,忍足謙朗看到,人們一旦在飢餓邊緣掙扎,就不可能追求更好的生活,遑論教育與發展。

24歲在美國畢業、對前途迷惘的忍足謙朗,因緣際會進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工作,但八年後他轉往世糧署,並找到一輩子的志業:做一個介入他人飢餓的人道工作者。

「和發展項目的工作不大一樣,糧食救援看得到、摸得到,可以直接幫助貧苦飢餓的人們,我喜歡這種即刻看到效果的成就感,」忍足謙朗說話的節奏沉穩平靜,對生命充滿熱情。他熱愛這份需要和世界不同國籍人們合作的工作,這需要高度的信任和團隊精神。他總是親上前線調度,和工作人員一起吃住,他深信唯有在現場才有辦法正確決策,確保食物送達需要的饑民手上。

「如果我們沒有將食物送到,人們會死,」這是忍足謙朗常掛在嘴邊的話,也是他的驅動力,他常為此不惜打破規則,但這份工作也充滿危險。1961年世糧署成立以來,從遭遇自殺攻擊到運送過程發生意外,有近百位工作人員殉職,忍足謙朗自己都有遇難的心理準備。

忍足謙朗站在前線,致力於糧食援助工作逾30年。(圖片來源:国連WFP Twitter)

糧食與政治的辯證關係

天災、戰亂、貧窮、營養不足等都是造成糧食不安全的原因,無論是救援天災或內戰、貧窮或獨裁國家,看盡人類各式飢餓,忍足謙朗深深體會,「衝突」才是當代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源。

「災後重建通常需要六個月,但戰爭往往持續2、30年,」忍足謙朗認為,雖然過去100年天災造成的死亡人數,和20年來的飢餓人數都少了一半以上,科技進步下糧食產量也足夠,但他對聯合國訂立2030年達到零飢餓率的目標持保留態度,「因為人類的衝突不會消失」。

2011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一篇分析〈食物的新地緣政治〉(The New Geopolitics of Food)指出,由於乾旱導致糧食短缺、食物價格攀升,人民難以負荷而引發的「阿拉伯之春」,說明了糧食問題造成政治動盪,同樣影響著地緣政治的變化。

而對忍足謙朗來說,飢餓與政治,就像「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他自己有多次和游擊隊、叛軍首領交涉的經驗,其中以2003年的蘇丹達佛(Darfur)最為難忘。這是本世紀第一場屠殺,被稱為最嚴重的人道事件,為了要將食物送達200萬需要的人們手中,他和政府與叛軍雙方交涉,說服他們協助將物資送到150個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IDP)。

「軍隊在很多時候願意協助,因為他們沒有資源,也需要贏得人們支持,但有時候情況比較複雜,」作為人道工作者,中立性和公正性是基本價值,選擇救援的唯一標準不是政治立場,而是哪裡有飢餓。但政治還是無所不在,國際政治的複雜情況,讓世糧署常無法抵達某些地方,譬如有塔里班游擊隊的阿富汗。

忍足謙朗指出,雖然一年有60億美元預算的世糧署,是聯合國第二大組織,但真正佔據聯合國最大預算的,是維和部隊(UN Peacekeeping Force)的每年80億美元。

「衝突為人們帶來高昂代價,」他表示,世糧署80%的資源都給了像蘇丹、阿富汗、奈及利亞、敘利亞、巴基斯坦等戰亂地區。光是敘利亞的國內及海外難民救助,就花了世糧署超過10億美元,將近五分之一的預算。

根據忍足謙朗在非洲與亞洲的經驗,亞洲14個國家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喀什米爾、菲律賓、緬甸等較多衝突的地區,主要問題還是貧窮和天災;營養不良問題則是北韓和東帝汶比較嚴重;印度和中國的飢餓人口雖然很多,但政府已有能力處理,世糧署僅會給予技術支援,協助建立救災系統。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但還是可以對世界有貢獻。人道工作就是一個方向。

媒體更應該發揮影響力

已故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曾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提出,攝影術發明後,人類進入災難影像氾濫的年代,對於苦難習以為常而麻木。然而20幾年與苦難共處,至今還保持著傳道者熱情的忍足謙朗認為恰恰相反。

「我不認為人們因為資訊充足而麻痺,而是因為所知太少,才缺乏同情,」忍足謙朗認為,大眾沒有足夠知識背景去了解世界發生的事,而「讓人們覺醒」正是媒體的責任。

「我們要盡量避免『那些地方離我很遠,我不能做什麼的想法』,」70年代曾來台灣學過四個月中文的他,對台灣有特殊情誼。他認為台灣可以踴躍捐助日本311地震,也同樣有能力關心世界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們。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際處境也孤立,但還是可以對世界有貢獻。人道工作就是一個方向,這是關乎台灣人民和政府的共同決定,」忍足謙朗期許。(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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