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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競爭台灣「二二八」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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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競爭台灣「二二八」史觀

圖片來源:wikipedia@File:臺灣臺中縣大里二二八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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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競爭台灣「二二八」史觀

FT中文網

朱建陵:國民黨不得台灣民心,讓北京不再顧慮國民黨的立場,出手競爭「二二八」史觀。此舉具有多重意義。

今年是1947年發生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70周年,和往年不同,北京早在2月8日就公開宣佈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大陸媒體隨後評論說,“二二八”是島內台獨勢力把持話語權的關鍵制高點,北京舉辦悼念活動“極有深意”,但這樣的“深意”,看在台灣輿論界眼裡,有的指為“黑色幽默”,但多數認為“八竿子打不著”。

“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後,於二戰結束後的1945年被盟軍安排回歸中國,但由於日本統治期間,與長期處於戰亂的中國大陸相比較,台灣社會生活相對安定,加上日本為台灣引進西方現代生活方式與觀念,使台灣社會與蔣介石統治集團發生各種不適應與摩擦,一方指對方“落後”,對方指一方”遭日本奴化”。

彼時的中國大陸,國共內戰方殷,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所用非人,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在台灣的種種倒行逆施,早已怨聲載道。“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即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一幅漫畫,畫著一隻垂頭喪氣的狗從後門溜走,前門一頭愚蠢的大豬則大搖大擺進來,暗喻日本人走、國民政府來為“狗去豬來”、 “豬不如狗”。

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臺北市區的一個警員打傷小販意外,由於群情激憤,引起警員開槍殺人,鬧得不可收拾,臺北市民因此在2月28日發起罷市、游行,但又遭陳儀政府開槍鎮壓,終於引爆台灣社會潛藏將近兩年的憤怒火藥,發生全台灣範圍的抗議、暴動甚至武裝抗爭。

幾天之內,抗議民眾幾乎控制了台灣大部分地區,而陳儀在與台灣士紳、民意代表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斡旋的同時,在3月2日即電請蔣介石派兵增援,國民政府派遣的軍隊在8日抵達台灣,對無辜群眾、社會菁英進行血腥鎮壓,到3月16日即成功擊潰所有反抗團體及勢力,但隨後地毯式搜索可疑人物的“清鄉”活動及屠殺行為並未停止,一直到5月16日解除戒嚴,國民政府對“二二八”參與者的殺戮才告一段落。

照片來源:wikipedia@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對“二二八”的解讀

70年過去,“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定論,說法從數百人、數千人、數萬人到10餘萬人不等,目前臺灣許多學者認為在2萬人左右(編按:台灣當時人口約有600萬人)。事件之後,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所有媒體不見報道,無人公開討論,在接下來長達40年的戒嚴之間,“二二八”對經歷者而言,是一種禁忌,對事件後出生的人來說,幾乎是一件從來沒發生過的事。

但與此同時,事件朝著兩個方向演變,其一是“二二八”的主事者陳儀與蔣介石政權,兩者逐漸與“外省人”劃上等號,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矛盾”愈衍愈烈,至今尚未完全平息。其二是在海外台獨人士的推動下,“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獨的制高點,具備現代意義的台獨活動重新揚起。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國民政府將事件原因歸咎於台灣人“奴化”與共產黨操縱,並將事件定義為族群沖突、獨立叛國,但在海外獨派勢力擴大事件的台獨意涵之後,國民政府丟棄早期的指控,批評重提“二二八”就是分化同胞感情、挑撥族群對立。就是在此時,雖然多數外省族群與“二二八”無關,甚至是受害者,但國民政府將整個台灣外省族群綁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加劇台灣社會省籍矛盾。

到了馬英九主政時期,在信息逐漸透明之後,國民黨對“二二八”又有了最新的認定,認為事件與台灣獨立、省籍矛盾無關,純粹是陳儀施政不當的“官逼民反”,不應該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但此一說法可以解釋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事件初期的動態,卻無法解釋事件後期國民政府軍隊對台灣老百姓的屠殺行為,甚至事件是否與台灣獨立、省籍矛盾無關,目前為止,也都還是爭議性的研究議題。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二二八”的話語權主要落在台灣本土派、獨派之手,從族群問題、反對外來政權、以至對北京強調的“一個中國”抱持敵意,一直向台獨人士設定的框架靠攏,相對的,國民黨在內政、兩岸及國家主權立場上的作為不得民心,加上“二二八”話語權的喪失,眼看已經無力改變頹勢,迫得北京不再顧慮國民黨的立場,出手參與“二二八事件”史觀的競爭。

史實讓位於史觀的競爭

中共和“二二八”的關聯不深,確實有些“八竿子打不著”,但大陸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其創始人謝雪紅,當年是“二二八”期間主要武裝抗爭者“二七部隊”的領導者之一,因此台盟成為北京闡釋官方對“二二八事件”史觀的主要平臺。

在2月23日的北京一場座談會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定調說,“二二八”是一場反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與祖國大陸人民開展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相互呼應,匯聚成了全國同胞愛國民主運動的巨大洪流,展現出台灣同胞薪火相傳的強大愛國主義精神。”

在這樣的定義下,“二二八”既沒有省籍矛盾問題,也沒有台灣獨立問題,就是中共在中國大陸抵抗國民黨獨裁統治、台灣人民在台灣島上也進行著一樣的行動,後者甚至附屬於前者,是中共領導下的反國民黨獨裁統治“愛國民主運動”。

台盟中央前主席張克輝會後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重申前述觀點,他說,台獨勢力長期竄改事實真相,將“二二八”污名為“台獨先聲”,是對歷史和受難者的極大褻瀆。

根據北京的立場,國民黨早年給“二二八”扣上“背叛國家”、企圖使台灣“脫離祖國而獨立”的大帽子,是想要有一個血腥鎮壓的藉口;而北京看臺獨論者,認為他們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台灣人要求擺脫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壓迫、追求台灣獨立的肇端”,也是在曲解“二二八”的歷史真相。

根據台灣獨派的看法,除了認定“二二八”是台獨的肇端,國民黨為求鎮壓有理的藉口,並不只是那頂“背叛國家”的帽子,更主要是“共產黨操縱”的指控,這在那個國共鬥爭的風聲鶴唳年代,絕對是一項更為嚴重的罪名,但不論獨派或台灣學界的研究,共產黨在“二二八”中的角色根本不足道,關於這個問題,北京並未積極主張。

在國民黨、共產黨、台灣獨派的史觀中,“二二八事件”的爭議點,不只是中共是否參與領導、煽動,或台灣獨立是否在事件中成為主流主張,至少還包含是否存在族群衝突,以及“官逼民反”或“起義”、 “革命”是否能用來定義“二二八”等,這些問題在各黨先後不一的史觀中逐漸混淆,史實的角色讓位於競爭中的史觀。

北京紀念“二二八”可能只是一個起點

北京參與“二二八”史觀競爭的理由很簡單,就在“反獨促統”,從反駁台獨的制高點出發,阻止台灣在轉型正義的潮流中進一步滑向台獨的論說框架,並將結論拉回“體現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但北京此舉的意義及可能影響卻是多重的。首先,原先對台灣內部事務保持距離的北京主政者,開始公開、積極參與台灣“內政”,“二二八事件”可能只是一個起點。

其次的意義在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北京眼看國民黨反駁獨派不力,不得不出手參與的同時,將國民黨當年的獨裁統治劃為中共與台灣人民共同的反對對象,這是否意謂北京要擺脫與當代國民黨的糾纏,轉而直接面對台灣人民,值得進一步觀察。

再有,對台灣主政者歷來的轉型正義努力,北京多以“文化台獨”或“軟性台獨”視之,如今既然以“共同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作為與台灣人民“搏感情”的手段,台灣主政者拆除蔣介石及威權統治年代的各種政治標簽,只要不帶有“去中國化”的象徵,北京很難再表示反對。

照片來源:wiki@File:CKS Memorial Hall Taipei

今年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場合中,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要“改變(事件)沒有加害者的現狀”,言下之意,可能是準備追究蔣介石的責任。蔡英文講話後不久,台灣文化部就宣佈改變對臺北“中正紀念堂”的相關管理辦法,後續估計還有進一步行動。“二二八事件”的史觀競爭,仍處於現在進行式。

(本文由FT中文網授權轉載,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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