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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後重生 中山教授王致遠看見生命的另一種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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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後重生 中山教授王致遠看見生命的另一種姿態

圖片來源:朱家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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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後重生 中山教授王致遠看見生命的另一種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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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健全的四肢,你還能坦然面對人生嗎?前年夏天,中山大學助理教授王致遠得了一場怪病,讓他昏迷了十天、住院三個月,挺過鬼門關,卻截掉了四肢,人生從此改變。今年3月,他等到了合適的捐贈者,完成台灣首例雙臂異體移植手術。移植雙臂後,還有一段復健路要走,但他期待未來能用自己的雙手打電腦、上廁所和洗澡。

王致遠從小叛逆,不愛按劇本演出,老天爺卻安插了一場劇變在他人生中。沒被打倒的他,反而找到新的自己。

如果人生順利走下去,他會繼續在體制裡一邊打擦邊球一邊前進,升副教授、也許當系主任,然後升教授。

前年夏天,他和女友登山返家後,一場全世界專家都不知道的怪病,讓他昏迷了十天、住院三個月,挺過鬼門關,卻截掉了四肢,人生從此改變。

一年之後的去年九月,各大小媒體紛紛轉載《中央社》一篇標題為「截四肢重執教鞭  中山大學師生驚呼感動」的報導,報導中簡短交代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王致遠染病截肢,返校重執教鞭,樂觀熱血讓人感動。

新聞照片中的王致遠,短袖短褲,露出四個義肢,左手義肢上還很酷地套著iPhone。

簡短報導的背後,是長達三個月與死神和自己的拔河,是十次以上的病危通知,是很多次他問母親,為什麼不乾脆讓他死掉算了?

小弟和母親南下照顧他,「我自己心臟才開過刀,他阿姨也因為癌症動了大手術,我忙著照顧她,」王媽媽說,結果兒子又出事,「我像掉到了黑漆漆的深淵,很慌亂、很苦。」

為了就近照顧,王媽媽在醫院旁邊的小旅館住了一個半月,早晚探視,「有幾次突發狀況 (病危通知),接到電話我就衝過去。」半夜裡,街上沒人沒車,「我離開醫院,流浪漢不知對我講什麼,我嚇得半死。」

雖然有健保,但很多自費項目,要王媽媽簽,「不知簽了多少,拚命簽、拚命簽,無助又恐懼。」

電影般的情節轉折

染病當時,他看了兩、三次醫生,每次都說感冒,他便沒當回事。一天早上覺得不舒服,他再就診,醫生竟對他說,「你生命跡象薄弱,趕快轉診到大醫院。」

王致遠當下覺得很好笑,但還是去了,「我想大概吊個點滴就沒事了,」他到了急診室,「連檢傷的護士都不知道我來幹嘛的。」

沒想到一小時之後,狀況如電影情節般急轉直下,他開始呼吸困難,幾小時之後,他已經昏迷。肺部因為積水,整片變成白色,接著敗血性休克,引發多重器官衰竭。

為了保住他的命,醫生必須為他打升壓劑,調集全身血液保障內臟,四肢因此缺血,先變黑,再變乾。

醫院初期採用清創,「就是去腐肉留骨頭,希望能夠保住四肢,」整個令人驚悚的清創過程,他都親眼目睹。王致遠向記者描述清創的每一個細節和他的感受,「那時候感覺很好玩就對了,每天看著自己的手每兩天被割一次。」

直到那個時候,他還樂觀地認為,他的手和腳,有時間等候。但家人和醫生都清楚,沒機會了。當他必須面對截肢的必然時,他向家人說,「為什麼不讓我死了算了?」一直到截肢後、裝義肢,他都經常這麼想。他沒有大哭大鬧,「我只是默默的哭而已。」

王致遠不掩飾身上的義肢,認為能讓大家直接看到他不同之處,知道他的需求。(朱家瑩攝影)

「他醒過來之後,一直問我為什麼要救他,我說我捨不得,」王媽媽說,「現在能活著,很不容易。我很難形容我心中的苦。當我最苦的時侯,我告訴自己,最苦的不是我,是他。抽痰,插滿管子,像酷刑,他雖然沒有意識,但一直掙扎,我相信他一定很痛。」

手術後,有些時候他會向家人說一些情緒的話,「我能理解,但很心疼,」王媽媽說,「他問我,我有沒有覺得很倒霉?我跟他說不會,因為你是兒子。發生了,我就跟你一起面對。」

與死神拔河長達三個月,歷經逾十次病危通知,他多次問母親,為什麼不乾脆讓他死掉算了?

「面對朋友,我不輕易吐露我的哀愁。只有在沒人看到的地方,向上帝發洩。如果沒有信仰,我會爆炸,」王媽媽說,「軟弱過後,為了我兒子,我也要堅強地去面對。」

王致遠活潑好動,運動細胞不錯,保齡球、撞球、籃球都很好,拿過獎,還參加過省運短跑。「對一個那麼愛動的人,所有他有興趣的事全都不能再做,那是很大的挫折,」王媽媽語氣裡都是心疼,「那是把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條件給拿掉,」王致遠自己說,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應該可以把義肢運用到某一個很成功的程度。」

「但他有個長處,願意面對已經發生的事。展現在外面的都是他很陽光的一面,我以他為榮,他很勇敢,」王媽媽說。
到了義肢公司,王媽媽說,「他非常努力,從躺到站,都要受很大的苦,過程中一定有情緒。」

得怪病卻發現新的自己

臥病期間,學者和病人兩種身分,時常交錯主導他的心志。有時萬念俱灰;有時他又在想,切完四肢之後會是什麼樣子?「搞不好裝個義肢就可以打字,那或許是另外一種不同生命的開始,好像會很好玩的樣子。」

他到底得的是什麼病?「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王致遠說。他的血液送國內外檢驗,都沒有結果,因為那種細菌,從來沒有被登錄過,這類感染,全被籠統稱之為「非典型感染」。

受訪當天,他穿著和新聞報導照片中一樣的短袖短褲,不同的是,義手不見了。「喔,一隻被我摔壞,另一隻被我玩壞,送回國外原廠維修去了,」他口吻輕鬆,彷彿說的是一支手機。

「截肢把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條件給拿掉,」王致遠說,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應該可以把義肢運用到某一個很成功的程度,或許是另外一種不同生命的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理解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希望自己就算要死也死得明白。後來我已經不會想知道為什麼了,反而開始好奇我會如何、我該如何、我可以如何?比方幻想戴了電子手臂會變怎樣,」王致遠說。

他好奇沒手沒腳摔跤怎麼摔,好奇智慧手摔壞了會怎樣,「現在我知道了它摔壞會怎樣,」他的笑容裡帶著些孩子氣的促挾。

對新的自己,王致遠有了很多的新發現,他甚至發現自己「腦部長的已經跟別人不一樣了」,因此他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夠訪問史蒂芬.霍金,「看他腦子裡的活動是不是跟我很像。」

他從來不穿長褲掩飾義肢,解釋的口吻也很學者,「A、穿脫很麻煩。B、我希望別人看到我的不一樣。例如我可能動作比較慢,我可能需要座位。我現在走得太好了,萬一我走不好的時候,我搭公車,別人沒看到我腳不好,不讓位給我,我還要跟別人講說對不起,可不可以讓我坐一下,那我不如直接很明顯地讓你知道。」

不跟社會打仗,改跟社會溝通

王致遠從小叛逆,不喜歡像一般人一樣,按照最安全的人生劇本演出。

他不認同大學老師全都必須遵循重研究、輕教學、求升等的體制,寧可花很多時間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到國外學習、在中山搞翻轉教學。

「只要我們有事找他,他再忙也會放下手邊的事幫學生,有的時候還乾脆帶我們直接上圖書館,從架上拿書開講,」學生李彥邵說。

「我根本不在乎什麼升等不升等,」王致遠說。

以前的他,喜歡跟社會打仗。現在的他體認到,每個人都得用務實的方式,來和社會溝通。

靠信仰撐過南北奔波照顧病子的王媽媽說,兒子變溫和了。王致遠自己也說,對於體制、對於婚姻,他有了和以前不太一樣的想法。

對於制度,「某個程度上我必須配合,務實地在那個制度下,盡可能去做我自己覺得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對於原本他感覺疏離的「非典型」家人,「我重新去理解我們之間的關係,發現我跟家人之間其實情感是很密切的。」

病前的他,也不認同婚姻和一紙婚約,因此從沒想過和相交十七年的女友結婚生子。病中的他,主動要求和女友分手,「我告訴他,只要他的腦袋還在,我都不離開他,」在長庚任教的女友說。

女友寡言,王媽媽坦言和她不熟,「但我非常感謝她,如果有一天……,我會好好疼她。」

如今對於婚姻,王致遠說,「我逐漸意識到,一些儀式的意義。」

以前的他,喜歡跟社會打仗。現在的他體認到,每個人都得用務實的方式,來和社會溝通。(責任編輯:賴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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