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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勳的又一村:我想跳脫喜劇導演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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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勳的又一村:我想跳脫喜劇導演的稱號

圖片來源:楊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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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勳的又一村:我想跳脫喜劇導演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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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擁有九家投資方、斥資三億,集舒淇、張孝全、楊佑寧、林美秀等演員的話題賀歲片《健忘村》終於上映。這部片自開拍以來風波不減、話題不斷,但其實導演陳玉勳就是嘗試想講一個不同的故事。

在陳玉勳的身上一直有個標籤:喜劇導演。

他拍的廣告如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喉糖廣告、張君雅小妹妹泡麵廣告、相撲手學木村拓哉的飲料廣告都讓人嘴角失守、想到還會噗哧一笑;他拍的電影《熱帶魚》、《愛情來了》、《茱麗葉》(第三篇)、《總舖師》等,都富有滿滿的臺灣味,既溫暖、通俗又好笑。

別以為「搞笑」是他與生俱來的天賦,雖然現在有點難想像,不過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是憂鬱文青。

「其實我年輕時不是會搞笑的,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拍喜劇片,我是後來不小心變搞笑導演的,」陳玉勳說,因為搞笑練了二十幾年,會讓電影跟廣告片影響到自己,拍久了變得也會搞笑。

這次,他想要做些改變、把標籤暫時撕下。

「我覺得喜劇有很多種不同形式,而且我也想跳脫喜劇導演的稱號,」陳玉勳說。《健忘村》就像是他改變的第一步:做一個帶有黑色電影元素、諷刺荒謬的喜劇,來講人性的缺點。

《健忘村》斥資五千萬在屏東滿州鄉搭村子場景。(圖片來源: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不似《總舖師》劇本僅花兩個月,寫《健忘村》時,他找來調性和自己不同的小說家張躍升一起合作,一個溫暖光明、另一個則是冷酷黑暗,歷經無數卡關與調整,費時一年才完成劇本。

從短片《海馬洗頭》到《健忘村》,陳玉勳對於「記憶」這個母題似乎有些執著?提起這疑問時,只見他意味深長地說,「我覺得人生就是記憶組成,像我一路到了五十幾歲,過去的生命這五十幾年對我來講的意義就是回憶而已,記得的事情就是活過的過程,不記得的就好像在生命裡沒有發展過的感覺。」

他舉例,自己記憶不太好,之前碰到一個年輕時候滿熱絡的朋友,但自己卻一點印象都沒有,「這時候我就會覺得很奇怪、很荒謬,就會覺得:那這是我的人生嗎?」於是,因為自己的「健忘」而有了《健忘村》的誕生。

《健忘村》談的是一個遺世獨立且封閉的村子「裕旺村」,有一天一個外人帶了名為「忘憂神器」的寶物來到村子,在慾望翻騰、在外患入侵、在記憶可被隨意消除或存取之下,引發的一連串滅村危機。

他要講的也是一個由「慾望村」到「健忘村」再到「又一村」的過程。富含了很多政治性的隱喻與嘲諷、對人性的七情六慾的描述,為看似胡搞胡鬧的荒謬喜劇增添了不同層次。

看過《健忘村》的人想必會對片中的武打鏡頭印象深刻。其實最早在沒拍成的《必殺技》、《總舖師》以及《健忘村》都有著武俠的元素,「我們這個年紀的男生小時候看的電影不是武俠片、就是戰爭片,當我們做了導演以後都會有這種情結,想自己拍一個科幻片或戰爭片、武俠片,你看李安不是一樣,」陳玉勳笑說。

論武打片最強的就是香港,他們拍了幾十年,我在想我們再怎麼厲害也拍不過他們,「所以我必須要另闢蹊徑,走另外一條路,」陳玉勳說。

他所謂的另闢蹊徑就是決定在黑夜灑玉米粉來拍武打戲,演員在粉霧瀰漫中穿梭打鬥,更可營造出魔幻感與神祕感。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一般的玉米粉重量重,再加上恆春有落山風,一丟就掉下來了。

於是,陳玉勳與團隊為了拍這場武戲,實驗了很多種不同重量且沒有毒性的粉,拍攝團隊中的韓國動作組更調來特別的砲筒來發射粉末,同時也租了昂貴但可拍高格速、慢動作的攝影機來拍攝。最後終於在緊迫的十五天拍攝期中完成。

演員張孝全在粉霧中穿梭武打。(圖片來源: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然而,在創作上的限制,陳玉勳就《健忘村》來說,則提到在剪接的時候就必須考量到台灣與中國發行商的意見,「比如說對岸要顧慮到三四線、四五線城市的觀眾,希望做得熱鬧有趣一點,而且我們是放在賀歲片、過年檔,讓大家看得很歡喜、不要太悲傷阿,那這些對我是有些困擾的,可是他們的要求也沒有錯,這本來就是一個商業市場。」

對於這些取捨,陳玉勳倒是有一個成熟的坦然。他說,可能是到了一個年紀,其實對這種事不會過不去,「因為慢慢我明白一件事情: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條件,每個人拍電影都會有很多的限制,不管是資金、時間、天氣的限制或創作上很多的限制,每個人都會碰到,其實我拍這部電影已經覺得很幸福了。」

他更以MBA的籃球明星來比喻,每個球員都是帶傷上場去比賽,沒有一個是身體完好而上場又表現得很好,「其實職業就是這樣,什麼叫Pro(Professional,專業),你要接受任何一個條件,你在這個位置、你在這個環境,必須接受它,必須想辦法克服它。」

陳玉勳說,創作上一定會有一些衝突,我會必須要取捨,這是免不了。但你在這個位置、這個環境,必須接受它,必須想辦法克服它。(圖片:楊閔攝)

在一個商業市場,因為這部電影並不是一部個人電影,人家要投資這部電影本來就是看好他的商業市場,「你必須尊重商業市場,」陳玉勳說。

聊起台灣電影的未來,陳玉勳則認為,「我每天都在想這件事情,台灣市場這麼小,必須減低預算,多做一些成本比較低的片子,那成本低賣座壓力不會那麼大,也許能夠打平或賺點小錢的機會還比較多,這樣子路可以走得比較遠。如果大家都拍好幾千萬、上億的戲,然後你會看到十部裡面賠了九部,這樣會走不下去。」

「最關鍵還是要回到創作者本身,我們要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拍什麼、定位是什麼、市場在哪裡,」他是這麼想的,「此外,我們技術面也不能斷,每年至少要有一兩部大規模一點的片,大家才會學到東西,然後技術才可以傳承下去。」

還記得先前聽監製李烈談起陳玉勳,她笑說,「勳導是個幼稚的小孩,超級幼稚,我跟葉如芬常被他氣得要命,雙子座的你知道就是一方面很任性,變來變去;但我覺得他是很pure的人,對於創作這一塊非常非常pure,當他投入的時候,他只看到自己的創作,他根本不會去管說他要討好誰,他就是一頭鑽進去的那種。」

走過對電影之夢的期待、幻滅、再重生的歷程,闊別電影圈13年的會想回來拍電影,其實就是因為電影還是他的未竟之夢,陳玉勳說,「要是我現在突然有一天就要死了,閉上眼睛之前會不會很遺憾?我應該還有一些創作才能還沒有全部發揮,我不要辜負自己、不要埋沒自己。」

女主角舒淇戴上「忘憂神器」。(圖片來源: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採訪結束前,不免俗地再問起:若有「忘憂神器」,導演你想消掉哪段記憶嗎?只見陳玉勳隨即揚起聲量,「我保留三十歲以前就好,三十歲到現在都把它忘光光!」他搞笑地大舉雙手,像是要作法把所有的不愉快通通刪掉一樣。

1994年,32歲的陳玉勳開始拍了他的第一部電影《熱帶魚》,從此踏入對電影又愛又恨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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