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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野蠻,有沒有限度?

精華簡文

龍應台:野蠻,有沒有限度?

圖片來源:王建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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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野蠻,有沒有限度?

天下雜誌614期

誰都不知道川普會變成什麼。可以知道的是,美國人中對川普戒慎恐懼的那些教授,心裡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承受、警告了什麼。

川普當選之後,很多大學教授寫文章,告訴大學生「今後必須做的幾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則」或說「保護民主教戰手冊」。

不要相信晴空

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則」有幾個共同的核心重點,譬如:一,你絕對不能以為專制政權在美國不會發生或者以為美國的民主不會崩潰。二,你必須以前所未有的力氣去關心政治,從今天起密切觀察川普所做的每一個政策。三,你一定要無比活躍地參與政治組織,不論是學校裡的討論小組或者鄉鎮、城市的各種政治關切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動,不論是地區的政策辯論或是議員的聽證會,或是對某一個議題的示威抗議;你一定要對公共事務比從前更積極介入……

美國知識界,包括媒體,對於川普的當選,第一個立即的反應是不可置信的震驚,但是震驚大概只有幾天時間,緊接著出現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懼。在很多「民主教戰手冊」中,納粹的歷史像個揮之不去的幽靈黑影,悄悄埋伏在字裡行間。教授們幾乎像村子裡的巫師,在晴空萬里時憂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嘯一定會來。」

這些文章充滿危機意識,同時又充滿力氣,呼籲年輕人對於「國家權力」擴張可能出現的「海嘯」,要用最大的決心去防止。

這麼高的危機意識,如此生猛的力氣,來自哪裡?

仔細分析的話,也許有非常多元的來由,但是,納粹的歷史教訓在發揮作用,絕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讀這些緊張的、戒備的「教戰手冊」的時候,我總是想到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所敘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政治小混混來了

茨威格是奧地利的猶太人,納粹上台時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名作家,眼見納粹的恐怖興起,開始顛沛流離,流亡到巴西,最後決定和妻子雙雙自殺,放棄這個被瘋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寫回憶錄時,茨威格很關心一個問題:奧地利這個繁華而文明的帝國大城,究竟是怎麼從太平世界掉進深淵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對於時局的突變,有沒有危機意識?

茨威格最大的感觸是,「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德國的社會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維也納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沒有人相信非理性的運動或勢力會有什麼持久的影響。

住在薩爾斯堡,距離德國的慕尼黑只有兩、三小時路程,德國的八卦新聞很容易穿過邊境。茨威格記得最早聽見「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從慕尼黑來,抱怨說,那邊又鬧起來了,有個叫「希特勒」的傢伙在那兒煽風點火,像流氓一樣一夥人衝進人家正在開會的會場搗亂。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個政治小混混,沒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國邊境小城,看見學生隊伍,「他們每個人的手臂上都配戴著顏色顯明的卐字形袖章。他們舉行集會、遊行,趾高氣揚地唱著歌、齊聲喊著口號穿過大街,他們把巨幅標語貼在牆上,並裝飾以卐字形符號。」

那還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後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沒人注意他的危險。

茨威格說,評論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讀希特勒的書,可是他們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內容,卻「只顧嘲諷他的枯燥無味的散文華而不實的風格。報紙也沒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個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個公民按照莊嚴宣布的憲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與平等的國家裡,希特勒怎能胡作非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競選的一整年裡頭,大多數的媒體只是把他當笑話在報導。

知名奧地利猶太裔作家茨威格,眼見納粹的恐怖興起,開始顛沛流離,最終在流亡地巴西自殺。(GettyImages提供)

第一批逃難的人 

可是然後呢?

然後,茨威格說,「國會縱火案發生了,國會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時間,德國所有的法律都化為烏有。」

茨威格這部回憶錄,是在1939到1940年間寫的,距離他1942年的自殺只有兩年。哀傷使人深沉,痛苦帶來洞見。1940年歐洲還在血肉橫飛的戰場泥沼中,他已經可以用史學家的冷眼和文學家的熱血,犀利說出暴力的形成過程。希特勒擴權的步驟,在今天的世局讀來讓人覺得更是驚心動魄:

納粹份子小心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手法:總是先用一定的劑量,然後便是小小的間歇。總是先單獨用一粒藥丸,然後等待一會兒,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夠強,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這個劑量。由於歐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強調「與己無關」,所以藥的劑量愈來愈大,直至整個歐洲最後在這種劑量中徹底完蛋。

先是國會縱火,看大家反應。然後鼓動大學生燒書,再看社會反應。一件蠻橫的事得逞了,再進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繼續更蠻橫的事。社會內部危機意識不足,或者不夠堅定,他就得寸進尺。外國,看著德國轉化成暴力國家,也看著希特勒一步一步開始迫害猶太人,侵略其他國家,但是總覺得「與我無關」,納粹在試探得逞後,就再進一步。

茨威格一再描述人們的「僥倖心理」——聽見了殘暴,會說,這是文明的歐洲,二十世紀,應該不可能;親眼看見了,會說,大概只是一時的現象,不會長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的人,他們在夜間越過薩爾斯堡山地或者游過界河。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慌失措地盯著別人;躲避慘絕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從他們開始了,後來,那種逃亡一直蔓延到整個世界。

這是七十七年前的敘述——為什麼讀起來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呢?

沒有人可以倖免

名作家茨威格的書已經被燒,他和理查.史特勞斯共同創作的歌劇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還沒有進入他的家門。他只是遠遠地看著這些逃亡的難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沈;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命運,其實已經上了鎖。「在我看見那些被驅逐的人群時,我全然不知他們蒼白的臉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運;我們大家都會是那個人的暴行的犧牲品。」

外國,看著德國轉化成暴力國家,也看著希特勒迫害猶太人,侵略其他國家,但總覺得「與我無關」。

一直到四個祕密警察出現在他家門口,要求進門搜查,他才醒過來——災難的洪流山崩,沒有人可以倖免。當晚就收拾了行李,永遠地離開了他一生最眷戀的家,也永別了他的祖國。

對名滿歐陸的茨威格來說,流亡的痛苦顯然超過生命的承載,尤其是,他比別人都清醒。

貫穿他整個回憶錄的是邪惡與善良的並存,和平與戰爭的對比。終其一生他無法釋懷的是,習慣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對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現的恐怖黑雲,會因為完全不相信邪惡的可能性,而讓自己輕易地成為犧牲品。

一個人想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之內,就把在三、四十年裡培養起來的對世界的信念徹底粉碎,這是很難的。我們依然相信德國的良知、歐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還存在,我們深信,野蠻總有限度,它必將在人性面前毀滅,這一切在我們的道德觀念裡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殺的前一個月,納粹在柏林決定了猶太人的最終解決辦法:迫遷、滅絕。「野蠻總有限度」這個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徹底破滅的。

誰都不知道川普會變成什麼,可以知道的是,美國人中對川普戒慎恐懼而對青年學生無比認真地寫「民主教戰手冊」的那些教授,心裡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麼、承受了什麼、警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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