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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造假風暴擴大 台大該不該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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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造假風暴擴大 台大該不該學「負責」?

圖片來源:王建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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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造假風暴擴大 台大該不該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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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燒超過兩週的台大學術論文造假風暴,不僅是台大校長楊泮池口中的學術生涯危機,更火辣辣地打了台大一巴掌,將這個台灣學術龍頭的名譽推入深淵。台大論文出包並非第一樁,為何學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究竟風暴由何而生?

兩週前,國外論文審查網站Pubpeer揭露,前台大生化所教授郭明良與其團隊以大腸癌幹細胞研究,登上國際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Nature Cell Biology)的論文,不同實驗數據的結果卻運用多張類似截圖,有造假之嫌而遭期刊撤回。論文第一作者博士後研究員查詩婷和郭明良在事發後,第一時間辭職卻仍無法止血,因為根據Pubpeer,郭明良研究團隊共有11篇期刊論文涉及造假,其中4篇的共同作者赫然出現台大校長楊泮池。

論文涉及造假風暴愈滾愈大。學界跟社會輿論的不滿甚囂塵上,逼得楊泮池不僅一次親上火線,為自己掛名的論文辯駁,「這是我學術生涯的最大危機,」楊泮池在記者會上眉頭深鎖。但這場風暴不純然是楊泮池或郭明良團隊的學術爭議,更將台大與台灣生物醫學領域的學術研究推入深淵,揭開台灣學術圈掛名文化盛行、獨尊單一指標、缺乏國家級學術倫理管理制度與學閥掌控資源等瘡疤。

學者看不下去 哪裡出問題?

「很多人都很生氣啊!」中研院生化所特聘研究員蔡明道語氣顯得焦急,他說中研院許多年輕研究員不滿「所有認真做研究的學者都會因此蒙上陰影」,意思是台灣做出來的研究在國際間的信譽可能因此受損。台大內部甚至有跨學院教授主動連署,希望楊泮池下台為這樁學術醜聞負責。

他們擔憂若最後不了了之,學術倫理將蕩然無存。「台大是指標,如果造假都沒事,我們怎麼教育下一代?這會影響真正做事的人的士氣,」一位生物醫學領域的專家的語氣愈來愈激昂。因為當楊泮池拿著麥克風,不止一次強調自己沒有涉及造假,並在聲明稿說明僅提供肺癌臨床相關研究構想,以及「肺癌侵襲轉移細胞株」與「肺癌轉移研究模式」,研究操作都是由郭明良與團隊負責,在專業人士眼中看來卻像是切割責任。

「共同作者的標準不管國內外都是一樣,論文只要掛名就該負責,」做了幾十年研究,一位生醫界大老加重語氣強調,「掛名者應該全篇看過,不能只看自己的部份。」

為了釐清掛名的責任,《天下》記者連線幾個月前剛從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退休榮譽教授李敦厚,他認為任何一位共同作者必須能代表所有的作者向外界陳述所有要發表的研究內容。也因此任一共同作者都應該看過投稿文章的所有內容也能為其正確性背書。在台灣學界也一直沿用相同標準。

身為學術龍頭的台大,此次論文出包並非第一樁。回溯20年前,台灣生醫界大老鄧哲明擔任台大藥理學研究所所長時,他的學生柯逢年和鄧哲明擔任共同作者的論文,也曾遭到醫學期刊《循環》(Circulation)撤回。2012年,台大醫師林育誼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團隊合作,運用基因功能篩檢技術,在癌症及代謝症候群疾病治療機轉上做出革命性突破,論文登上國際頂尖期刊《自然》(Nature),數月後其團隊也因研究結果有問題主動撤稿。

接連的事實在在證明,就算是學術龍頭也可能一再淪陷。監察委員仉桂美曾調查類似違反學術倫理的案件,她認為台灣學界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高等教育太過獨尊「SCI(科學引文索引)、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發表數量和引用率」,不但影響教師升等評鑑,甚至是科技部與教育部資源經費配置,以致出現論文掛名文化盛行、劣質論文濫發的荒謬現象,監察院和審計部的調查報告都曾提出質疑。

今年即有國外學者投書《醫學》(Medicine)、《歐洲內科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質疑台灣學界利用健保資料庫,濫發「低學術價值」的學術論文。最近還有一篇共同作者群來自清華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的生醫論文(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都是清華大學)因為遭發現不同的圖表上有重複的數據出現,遭到腫瘤學SCI等級期刊 《腫瘤標靶》(Oncotarget)》撤稿。

論文量等於補助額度

學界不僅濫發論文甚至形成學術派閥,企圖影響資源分配。曾擔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台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長黃政傑沈痛指出,過去十幾年來,大學努力申請教育部的頂尖大學計劃、教學卓越或典範科大等計劃,科技部也有國家型計劃,學者透過大量發表論文、自我引用與相互引用,提高論文的影響係數,形成台灣學術升級的「幻象」。

有些人因為論文發表數量多、影響係數也高,自然更容易申請到研究計劃與經費,「這類學者通常掌握研究計劃、研究經費、人力、論文發表數與學術審查,形成影響力極大的學術派閥或霸權,」他批評。

當過淡江大學教務長、國民黨立委柯志恩坦言,學界因此形成「不可言喻的氛圍」,包括兼任行政職的教授沒時間做研究,可能利用指導學生的機會掛名學術論文,以維持自己的學術產能。因為國家提供學術研究經費有限,在學界習以為常的學閥生態系下,資源分配更顯不均。根據柯志恩辦公室提出的數據,郭明良團隊從2009年到2016年向科技部申請計劃經費共1億500萬元,加上他擔任國科會生物處處長時所領補助超過2000萬元,相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一年研究經費頂多100萬,差異相當大。

這樣的現象意味著學界所有的資源與人力,都建構在SCI、SSCI的指標與論文影響係數上。科技部曾在2012年宣布,全面捨棄「論文計點」評審模式,改以研究成果的「實質影響力」做為評分標準與經費補助的依據。但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周祝瑛指出,只有少數領域落實,沒有辦法普及到所有計劃或研究,難以撼動既有的陋習。

缺乏國家級學術倫理管理制度

卵巢癌界權威,台北榮總婦女醫學部醫務主任莊其穆即認為,學術研究不等於論文生產,除了考量影響係數外,也應該參考研究的轉譯潛力與實質影響力,才能對台灣生醫產業有實質產值與幫助。史丹佛博士班畢業,鑽研醫療、生物科技法律與倫理,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也說,國外有些大學教授連什麼是SSCI都不知道,完全不在意,只在意自己論文在專業領域的實質貢獻。

 然而,台灣除了扭曲論文評鑑的方式,也缺乏學術倫理管理機制。劉宏恩舉例,世界各國包括德國、日本、美國和法國都有法律制度管理醫學研究的客觀性與安全性,像是美國的ORI辦公室就是官方級的政府機構,台灣不但沒有相關機制,連學術倫理相關政策研究機會也減少。行政院的跨部會國家型科技計劃「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劃」,過去每年投入預算鼓勵生醫倫理與法律政策的ELSI(倫理、法律與社會影響)研究,但2011年後改為「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劃」,在總計劃辦公室下設諮詢服務性的ELSI內部編組,不再對外補助相關研究。

「美國一年花台幣6、7億元鼓勵法律學者、公衛學者、醫務管理學者做研究,但台灣卻連幾千萬元的經費都取消,」劉宏恩研究違反學術倫理的案件多年,他認為台灣對於學術倫理的責任歸屬並沒有清楚的分界,更缺乏監督與管理制度,每每事後彌補或審查,甚至不了了之。

反觀瑞典、日本與美國等國,只要論文涉及造假,共同作者甚至接受投稿的期刊編輯都辭職以示負責。「台灣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立委柯志恩說,科技部2011年到2015年間總共有73件違反學術倫理的案子,計劃補助超過1億2千6百萬,但科技部僅追回1.3%的補助款,懲處太過輕微。

但或許危機就是轉機,「因為台大夠大,大到政府必須檢討、要求徹底改變,」柯志恩說。具有台灣學術龍頭指標性意義的台大在這次雖然跌得遍體鱗傷,但台灣學界是否能因此而露出一線曙光,除了政府應徹底檢討獨尊SSCI與SCI標準的習慣、強調審查研究的實質貢獻、要求共同作者落實職責,更可學習國外模式,建立國家級學術倫理管理制度的單位,才可能像柯志恩所說的,有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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