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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豐偉:政大搖搖哥事件 柯P做錯什麼?

精華簡文

陳豐偉:政大搖搖哥事件 柯P做錯什麼?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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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豐偉:政大搖搖哥事件 柯P做錯什麼?

天下雜誌595期

殺童案引起社會恐慌,政大搖搖哥遭強制送醫,台北市政府的做法有何不妥?台灣程序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差別有多大?

在我還是住院醫師的時代,還沒資格看門診,只能協助主治醫師照顧住院病人。有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男性躁鬱症病人,他的症狀似乎不嚴重,在病房不會吼叫吵鬧,沒有很明顯的怪異行為,一點也不引人注目。

住院期間,他對一位女性工作人員表示好感,想送小禮物。要出院時,他已經忘掉這件事情。這在精神科病房或門診很常見,每個月都會發生好幾次。女性躁症病人對男醫師或男護佐表達情意時如何處理,是專業人員都會學到的經驗。

不是很嚴重的躁鬱症,為什麼要住院?如果我是這位病人的女友或父母,我一定說服他住院。有些躁鬱症病人容易感應、接受、表達情意,在症狀較嚴重時可能會莫名愛上不該愛的人,等到症狀緩解,才發現已經惹禍,跟原先伴侶的關係出現裂痕、發現自己涉入危險性行為、或驚覺自己犯下性騷擾的惡行。

何時該強制就醫?

躁鬱症病人有時外表看來只是較為高亢、愉悅、講話速度較快,一不注意,可能已經到百貨公司刷卡數十萬買珠寶、或跟房仲簽下千萬買房合約。等到病情緩和下來,當事人或家屬還得忙著收拾殘局。

躁症病人在症狀惡化時,通常會跟之前判若兩人,個性上有很大改變。等症狀緩解,可能又會完全恢復正常。所以,如何撐過躁期,避免留下後遺症,是照顧者的難題。躁症發作期惹的事情,加速日後病人落入憂鬱期。來來回回的情緒起伏,讓一半的躁症病人曾嘗試自殺。

我現在在診所看診,難得看見嚴重躁鬱症的病人。我有些輕度躁症病患,沒有細談不會發覺異狀,藥量開太多他們會自己減藥降低副作用。幾年看診下來,看著他們熱情有衝勁地不斷找新工作,然後因為輕躁症狀很快破壞職場人際關係,我也只能繼續扮演支持鼓勵的角色。

什麼狀況下可以強制精神病人就醫?基本定義就是,會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嚴重傷害」。但什麼叫作嚴重傷害?傳統的想法是指,對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的傷害,威脅跳樓或拿刀揮舞之類。

不過,看一下澳洲對精神病人強制就醫的規定,「嚴重傷害」其實包括:當事人的名譽、與重要他人尤其親屬的人際關係、經濟狀況與財產,或可能因此遭遇不幸事件、或因拒絕治療導致復發然後帶來嚴重後果。

強制精神病人就醫,首要目的還是保護當事人,避免他傷害自己,或因為傷害到別人留下許多後遺症。

三月三十一日,台北市政府依照精神衛生法,辦理政大「搖搖哥」強制就醫,引發軒然大波。警察當街抓人去醫院,這有錯嗎?

事實上,依照多數歐美先進國家的做法,受過訓練的警察,以及第一線的專業工作者如家庭醫師、公衛護士、社工人員等,都可以協同警方(有時需要法官批准),強制精神病患就醫,接受為期三到七天的治療。短期安置的時間一過,如果評估需要長期留置,就得通過更嚴謹的程序,由法官照會精神科醫師一致認同後,才能辦理強制住院。

「搖搖哥」引發的爭議是:如果不管他,會帶來什麼「嚴重傷害」?「搖搖哥」顯然沒有事業,也沒有社會聲望,長久時間以來,就如此跟政大學生相處,有時嚇到學生,但似乎沒有重大案情傳出。

如果一位政大教授突然在校園出現類似搖搖哥的舉動,學生紛紛拍照打卡tag老師然後po上網,這可能要考慮強制就醫。但,「搖搖哥」,為什麼?衛生局的答案是,因為擔心「搖搖哥」失去自我照顧的能力。

顯然這個理由不太能說服許多人。我們應繼續記得「搖搖哥」的案子,思考什麼樣的精神狀況需要強制就醫。

柯P動作太快太急了

台北市政府的快速行動,如果要給予肯定,那就是「至少有動起來」。公務員怕的是不做事,少做少錯,說一句「尊重病人人權」,然後什麼都不管,回家看電視等退休,人生多美好。

但,我覺得柯P的動作,太快太急了。現在大家都在呼籲,不要急著找說誰要為殺童案負責任,不要急著為兇手下診斷。我想應該也要呼籲,掌握權力的人,不要急著因為殺童案馬上覺得自己應該做什麼。政府每個動作,都牽涉到人力與經費,也容易引起意外的波瀾。

比如說,有病人跟醫師抱怨,為什麼這幾天會接到政府相關局處的電話?也許出發點是關心病人,但病人有時會覺得自己成為被特別注意的對象,反而更不安。

小燈泡被害,從新聞報導裡我們發現,兇手在社區裡曾出現一些怪異行為。如果我們積極一點,當時馬上強制就醫,是不是就有機會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現在以「事後的先見之明」,當然可以說,如果那時政府積極處理,小燈泡也許現在還活著。可是如果這要變成普遍實施的政策,也許全台灣縣市政府一天會收到好幾百次舉發,裡面符合強制就醫條件的也許只有百分之一,可能會遠低於挾怨復仇、惡意舉報的數目。況且,這樁殺童案兇嫌當時是否符合強制就醫條件,現在事後追溯,其實很難確認。

政策的實施不能只出於善意。強制就醫必然有侵犯人權的疑慮,也容易引起社會恐慌。第一線執行人員會需要重新尋求共識,衛福部或許需要編一本厚厚的SOP手冊。然後最讓人頭痛的是,現有的人力是否足夠?還需要再尋找財源嗎?

家屬負擔大到要崩潰

就算有新的SOP手冊,就算第一線執行者已經有共識,在台灣,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很難快速補上。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精神病患「強制就醫」與「強制住院」間,還有一大段距離。

國外慣例,強制就醫有個三到七天的緩衝期,有可能經過強制治療(例如澳洲的文件裡一直出現的「電痙攣治療」)後,當事人精神狀況快速穩定下來,就可以出院繼續門診治療追蹤。如果要「強制住院」,這部份國外一樣有嚴格的標準,需要法官同意,避免侵犯人權。

在台灣,「強制就醫」的標準是什麼?期限多長?法律程序如何補齊?病人可先安置在哪裡?誰負責治療?這都還需要社會共識,要找人找錢,可能還得修改精神衛生法或施行細則。

這部份要做好,我們就得擴大現有的醫學中心與公立醫院急診室,需要派駐警察主導強制就醫與住院事宜,同時還可兼顧現在熱門的急診室暴力問題。

想得更多一點,就算有完備的強制就醫,病人得到妥善的治療,但下一步呢?重度憂鬱與躁鬱症病人電療後有可能快速改善,但有些精神疾病需要長期的社區精神照護資源。在台灣,這些社區資源非常稀少。

先進國家用在精神衛生的資源,通常都超過整體醫療資源的一○%。但,經濟走下坡的台灣,連有效但昂貴的C肝藥可能都無法納入健保。跟下水道一樣讓多數人沒有感覺的心理衛生預算,分到每個人身上,連一塊鳳梨酥都買不起。

精神病人的照護,政府做不到的部份,大部份就是由家屬來承擔。台灣慢性精神病患的家屬負擔非常非常巨大,巨大到常常讓人崩潰。

世上沒有所謂正常人

原本我要寫給《天下》的主題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精神病患。嗯,其實我要寫的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莫名其妙殺人的兇手。

就算你現在事業、家庭、人生似乎都很完好,一旦你罹患嚴重的憂鬱症,你有可能出現幻聽、妄想——一生中至少得到一次嚴重憂鬱症的比例是二○%。

有些晚發的躁鬱症,到四、五十歲才出現。五十幾歲後,妄想症的比例逐漸增加。六、七十歲後,失智症伴隨嚴重精神症狀的比例愈來愈高。身體狀況導致的譫妄狀態也有殺人紀錄。

我的診所附近有家安養中心,常有八、九十歲的老人被綁在輪椅上,帶來看診。如果你活得夠久,你很難不成為「精神病人」。

這世界上沒有所謂正常人,差別只在於,掉入「精神病人」定義的時間或長或短而已。

每個人都有機會被當成精神病人強制就醫。事實上,雖然比率非常低,但每個人也都有可能因為你無法控制的精神症狀殺人。

我們最好能面對大腦的脆弱、承認人類在演化上的不完美。正常與異常的界限,往往沒有我們自以為是的那麼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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