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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彭明輝:「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

精華簡文

獨立評論/彭明輝:「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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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彭明輝:「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

天下雜誌566期

社會發展,不只是狹隘的「經濟成長」而已。 「讓市場管理自己」這個口號,絕對不可以膨脹到變成「讓市場管理國家」。

為了避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民統治,以及阿根廷前總統裴隆執政時期的民粹主義,我們在判斷政府措施時,是應該先認真傾聽專家的意見。但是不同領域的專家往往意見衝突,甚至連基本出發點都衝突,那時候我們該聽誰的?

譬如,「一元一票」是市場經濟的法則,而「一人一票」則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礎。這兩個原則不見得永遠一致,衝突時該怎麼辦?回答這個問題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幾乎就是當代社會所有公民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理論上,上軌道的民主國家應該培養公民的多元傾聽能力,讓他們可以從跨領域的專業意見來判斷政策的良窳。我們甚至可以說,公民理解各種專業意見的平均能力愈強,那個國家就會愈進步、愈富強。

可惜,絕大多數公民的能力和對公共議題的關心程度有限,因此能聽得進去的專家意見也很有限。這些有限而偏狹的專家意見,往往就決定了一個國家會往哪個偏頗的方向發展過去。

GDP成長率說了算?

在台灣,對公共輿論最具影響力的專業領域,無疑是經濟學界。所以每一任總統都強調「拚經濟」,每一任內閣都號稱「財經內閣」,以至於國科會這個原本負責廣義科學與學術的單位,被改名為偏向產業發展的科技部。甚至連象徵學術崇高地位的中研院,都跳下來主辦生技園區。

在這趨勢下,無怪乎兩岸關係的定位被嚴重窄化成經濟發展問題。連與糧食、環境、社會正義攸關的農業政策、核電政策與住宅問題,也都被窄化為經濟發展議題。

不只這樣,傳統上經濟學至少會考慮到GDP成長與貧富差距間的調和(生產效率與分配正義之間的平衡),近年來卻幾乎是只管GDP成長率,而罔顧貧富差距的擴大。

因此許多重大政策的決策過程都是「經濟學家說了算」,連財政專家的意見都經常被漠視。譬如,服貿案引起激烈爭議後,行政院給的立論基礎竟只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一份極端粗略的報告,和「利大於弊」四個字的總結。而針對富人減稅的「稅式支出」,歷經改朝換代都沒辦法改。

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只從「GDP成長率」或「一元一票」這樣狹隘的角度去考慮嗎?

為了解決假日期間雪隧車潮太擠的問題,政府採取了以價制量的彈性收費辦法。這個辦法確實可以抑制車流量而提高行車速度;假如「縮短行車時間」被看成是一種社會福祉,這個辦法似乎會增加總的社會福祉。問題是,「縮短行車時間」就是這事件裡唯一該被考量的「社會福祉」嗎?

以價制量,窮人怎麼辦?

如果我們把這問題看得更仔細一點,這個「社會福祉」的增加是以「窮人被迫放棄尖峰時刻的路權」作為代價。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社會發展目標嗎?

政府的權力來自於每人一票的基礎,因此政府的決策不該偏袒富人而壓迫窮人。但是在雪隧的彈性收費辦法裡,政府卻用「一人一票」所建立起來的權力,強迫所有人接受「一元一票」的辦法。從政治學和法理學的觀點看,雪隧的彈性收費辦法有違選民的託付和法理上的正當性。

此外,因為大醫院看診人數太多而小醫院看診人數不足,使得醫療資源無法充分有效地利用。因此政府規定:初診直接去大醫院的人,必須繳交較高的掛號費,在小醫院初診後被轉診到大醫院,則收較低的掛號費。可以預期的是,收入較低的人將被迫減少到大醫院就診的機會,而收入較高的人則幾乎不受影響。這又是用「一人一票」的權力基礎,去推動「一元一票」的制度。

「一元一票」的制度有時候暗合著「一人一票」的原則,有時候卻相悖,這就使得市場經濟不必然永遠符合政治學、法理學與倫理學上的公平與正義。

因此,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用心良苦寫了《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副標題是「市場(不該跨越)的道德界線」,呼籲讀者要嚴格釐清「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的核心概念,以便捍衛不該在市場機制下被犧牲的公平與正義。

其實不只政治學家與倫理學家對市場機制的浮濫化憂心忡忡,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Kumar Sen)也分享相同的憂慮。他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一書中,挑戰主流經濟學,指出貧困與饑荒是因為分配不均的機制,而非供應不足。譬如孟加拉的饑荒,就是因為都市的經濟蓬勃發展,推升了糧價,而底層勞工薪資的調漲速度卻跟不上,以致許多人因買不起糧食而活活餓死。

這個案例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一元一票」的市場機制如何違背我們無法拋棄的核心價值:人命關天。

二○○八年春天,全球主要小麥產地連年乾旱而欠收,導致一場全球糧食危機。當時全球糧食供應短缺僅○.五億噸,但是美國卻打算要把一億噸的玉米製成酒精當汽車燃料。在「一元一票」的市場機制下,窮人的性命抵不上富人高耗油的跑車、休旅車與越野車。這樣的後果,絕對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它甚至違背經濟學所追求的「效益極大化」原則。

「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的矛盾可以通過政府作為來解決,或者緩解嗎?政府通過稅收來達到所得重分配,就是一個簡單易行且經常有效的辦法。沈恩也指出,「政府有能力解決貧窮與饑荒,問題在要不要,而非能不能。」

這些案例讓我們了解,「讓市場管理自己」這個口號,絕對不可以讓它膨脹到變成「讓市場管理國家」。

九合一選舉之後,朱立倫說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已在台灣顯現。國民黨必須重建核心價值,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使財富分配更合理。長期重視經濟成長的迷思,更應轉化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青年世代只要肯努力,就應有成功的機會。土地正義與環境永續都應是我們的主張。」

不管朱主席說這番話時有多少的真心,他確實終於清楚地掌握到「社會發展不等於經濟成長」,多元的社會發展目標,才是政府該致力的最終目的。至於GDP成長率和經濟學的理論,只不過是用以達成這個多元目標的眾多參考工具之一而已。(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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