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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要尊嚴,找回人民光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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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要尊嚴,找回人民光榮感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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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要尊嚴,找回人民光榮感

天下雜誌566期

一月二十五日,全世界聚焦歐債危機的發源地希臘,這裡誕生了一位年僅四十歲的新生代領導人。

穿著藍襯衫,一臉開朗的笑容,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向群眾高喊,緊縮的時代結束了,「希臘將帶著希望前進。」

他成了二○一○年以來,第一個公開挑戰財政緊縮政策,因而當上總理的歐洲領導人。而他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也成為歐元區第一個反對緊縮財政的執政黨。

新生代沒有政治包袱,但也缺乏經驗。對手就曾經形容,光有魅力卻不懂經濟的齊普拉斯有如「哈利波特」,只會做一堆看似神奇、但是無法成真的承諾。

然而,齊普拉斯宣稱要終結緊縮、讓希臘回歸民主、回歸人性,還是獲得了飽受痛苦的民眾支持。

希臘的經濟仍在谷底,失業率依舊高達二六%,更甭提還有三一九○億歐元的巨額公共債務,齊普拉斯剛上任就要迎接超級挑戰;他的左派政策,即將撼動希臘和歐洲政壇。以下是他去年底接受媒體訪問的摘要整理:

從二○一二年到現在,我已經講了幾千遍:「激進左翼聯盟」將成為把歐洲領導人從昏睡中喚醒的警鐘!

我們的要求很明確,就是召開歐洲會議,共同來解決問題,而解決方法必須包括大幅勾消債務、延後償還債務,以及在原本的緊縮協議中,加入推動經濟成長的條款。

有人說,我們的立場會迫使希臘退出歐元區,但我認為我們更要擔心,希臘如果不做出改變,繼續當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政策下的實驗品,會帶來什麼後果?已經有很多希臘人民窮到翻垃圾找食物,家裡沒電可用;老年人的退休金少得可憐,如果拿來買藥治病,就再也沒錢買食物吃。國內經濟蕭條,失業嚴重,年輕人都想外移。

在可見的未來,希臘人民都可能深陷在這些困境中──被緊縮和衰退所困,沒有像樣的工作和薪資,也沒有尊嚴。

但是,有另一個選擇,可以讓希臘人民找回光榮感。

毫無疑問,我們絕不想讓希臘這艘大船擱淺,「激左聯」很早就針對希臘危機的根源,做出了詳細的分析,也提出非常完整的債務計劃,包括與歐洲伙伴(債權國)重啟談判、刺激經濟成長、降低失業、加強福利,並且為最弱勢人民提供救濟。我們必須做出這些改變,因為財政緊縮和預算削減是撐不久的,只會逐漸摧毀這個國家的社會凝聚力。

我們再也不要你們的錢

我們不會再要求新的貸款,不會用新債來還舊債。我要告訴歐洲人民,特別是歐洲北部的人民,我們再也不要你們的錢了,因為這些年你們拿出來的錢,並沒有用來幫助希臘人民重新振作,反而被拿去金援那些破產的銀行。

但我們會要求所有伙伴國家,一起解決希臘眼前的債務。未來,我們將要求債務減免,同時還要力拚成長,因為你如果不能工作賺錢,要如何還債呢?事實上,這不是沒有前例,二次大戰後,德國欠下龐大債務,後來獲得了半數減免,讓它的經濟得以起飛。同樣的道理,希臘的債務不減免,經濟勢必無法成長。

強迫希臘退出歐元區,是很嚴重的事。首先,歐洲條約並不允許這麼做。其次,自願性退出的風險非常大,會對希臘和歐洲帶來危險的後果,尤其會衝擊歐洲此刻脆弱的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對任何國家都沒有好處。要避免這種風險,歐盟就應該把希臘和其他南歐國家,當成平等的伙伴,承認我們有權選出左派政府。

「激左聯」的崛起,並不是因為人民不滿主流政黨搞砸了希臘,寧可投下賭爛票(protest vote)。愈來愈多人支持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唯一拿出了可行替代方案的政黨。

剛開始,我們被歐洲領袖和希臘主流政治人物當成危險團體,他們都說,這些極端激進份子將不惜讓希臘退出歐元區,為歐洲帶來政治動亂;而且還用「兩個極端」的理論,把「激左聯」跟極右派、疑歐派政黨混為一談。目的就是要抹黑我們,說我們不夠資格與歐洲債權國談判,也沒有能力治理希臘,一旦上台必定會毀掉希臘。

向左轉才能拯救歐洲

幸好,現在這些論調變少了,多數人民已經逐漸接受,下任希臘政府很可能會是個左派政府,我認為,這是正面的發展。

不僅如此,當希臘政治生態開始大幅改變時,類似的趨勢也正在南歐等其他地方發生。西班牙的「聯合左翼」(United Left)和「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等小型政黨,都在一四年的歐洲議會選舉拿下了一八%的國內選票,非常接近兩大主要政黨人民黨和社會黨。我們期待他們在一五年的西班牙大選,會有更好的成績。

而在另一個同樣被紓困計劃害慘了的國家愛爾蘭,左翼的新芬黨也在歐洲議會選舉大有斬獲。義大利已開始出現向左轉的跡象,相同的趨勢,在斯洛維尼亞等許多歐洲國家,現在都看得到。

一九九○年代初,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右派結盟,開始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釀成了今天的經濟危機,他們正在為這些失敗的政策付出慘痛代價。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堅稱,左派才是拯救歐洲當前危機的唯一希望。

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政府實行的緊縮政策,以及歐盟所要求的財政目標,都已經走到了轉折點,任何國家都走不下去了。歐洲如果再不向左轉──擁抱成長、就業和社會福利──右派極端主義和疑歐派政黨將趁機崛起。這會帶來可怕的後果。

但對左派來說,經濟危機造成了歐洲政局遽變,也帶來改革的新機會,我們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推進「要工作、要尊嚴」的社會抗爭。如今,左派勢力增加,就有機會讓歐洲勞資關係的天平,逐漸向勞方傾斜。「激左聯」希望成為這些改變的催化劑,創造骨牌效應。

雖然有人批評,左派政黨不該與「資方」世界打交道,但我們很坦然,也樂於跟所有人交換意見,重點在於,你必須有能力表達立場,為政策辯護。

舉例來說,「激左聯」受邀參加二○一四年的安博思論壇(Ambrosetti Forum),就是因為我們要去向德國政府傳達立場:歐洲必須停止緊縮,開始聚焦於經濟成長。雖然很多參加論壇的人未必認同我們在就業和社會福利議題上的觀點,但我們的發言還是獲得了他們的鼓掌肯定。

我們希望在各方都能同意的基礎上,盡量廣交盟友,因為要推動改變,非得這麼做不可。而且,我們也不反對與立場相反的人接觸,例如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這些會面,有助於建立對話,有利於未來談判,讓國內那些抹黑我們的人,再也不能說「激左聯」是個只破不立的多餘政黨。

希臘危機,教宗也關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九月與教宗方濟各進行了私人會面。由於教宗非常關懷社會議題,我們的會面在某種程度上,正好凸顯出希臘問題的迫切性。希臘歷經了一場戰後罕見的人道災難,但眼前的希臘,同時也是最有可能帶頭逆轉那些失敗政策的國家。這對於整個歐洲,對歐洲人民和社會,都有深遠的意義。我相信,這正是教宗願意接見我的重要原因。

我對未來很樂觀,但我們不會自滿,也很清楚,未來首次執政時,必然會面臨各種挑戰。我們決心實現承諾,努力建立共識,即使面對衝突也不會畏懼。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就曾說過,「我們唯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此刻如果不作為,我們將失去改革的歷史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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