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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色改革,矛盾中前行

精華簡文

中國紅色改革,矛盾中前行

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blogplanalto/1449058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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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色改革,矛盾中前行

天下雜誌563期

從經濟面來看,急剎拚轉型;外交面上,策略謀勢,制衡大國;對內改革,一手肅貪平冤,一手不忘整頓知識份子。 展望二○一五,中國改革的三盞聚光燈,每一盞都與台灣息息相關。

改革,有風險。不改革,風險更大。中國穩不穩?要看風險和改革之間的賽跑。

「未來十年是改革唯一窗口期(空窗期)。短期來看,變革期間,領導人理念非常重要;長期來看,是普通大眾的理念在決定我們的未來。領導人理念走在大眾前面,就是改革。如果領導人理念落後大眾,那就是革命,」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建立一個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會。

中國政府、知識份子、民間都明白,未來改革將比過去困難。

改革還沒開始,權力已經集中。中國知識份子最近喜歡開玩笑,在中國,權力最大的是「小組長」。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二○一四年初開始召開「中央全面深化領導改革小組」會議,自己擔任小組長,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共二十三位高層要員。

小組長的目標很明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

除了在號稱「小國務院」的國家發改委下,設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外,另設小組,用意更清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改革。

在普遍崇拜俄羅斯總統普丁的中國社會,習近平正在滿足中國老百姓對「強人政治」的期待。

但問題是,權力集中後,改革能否如願進行?

先別誤會。中國的現代化,將不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治社會、市場經濟。中國打算走出屬於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魏加寧的公開演講,中國現代化的基本框架有三:

第一,政府、市場、企業,政府要向市場放權。

第二,政府、社會、人民,政府要向社會讓權。

第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中央要向地方分權。

一黨專制下,政府能放多少?敢讓多少?要分多少?習近平要做毛澤東、普丁,還是蔣經國?

展望二○一五,中國改革有三盞聚光燈,聚焦於經濟轉型、一帶一路和司法改革。

每一盞都與台灣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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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聚光燈

人民不一樣了 經濟高速急剎

最能顯示力量的,不是拉動馬車狂奔的馬,而是高速中剎住馬蹄、調轉馬頭的那一瞬間。

中國財經作家吳曉波

中國力量的展現,考驗在現在。

十二月初,中國領導人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二○一五年GDP成長目標已設定為七%,對內調整產業結構,貨幣政策將持續寬鬆。七%,是一九九○年來,最低的成長目標。

二○一五的中國經濟定調:邁入新常態,改革成為主軸。過去,以房地產支柱產業拉動的「消費」、沿海中小企業創造的「出口」、地方政府砸大錢城鎮化的「投資」,這三匹馬拉著中國GDP每年以超過一○%的成長速度,飛奔了三十年。原先預期投資成長速度年年破二○%,但一四年的一到八月,只達一六.九%。

出口也面臨挑戰。一四年出口成長率預估可達五%,僅是四年前的六分之一。中國人民銀行則預估一五年出口成長率微幅回升,達六.九%。

進入中速成長的新常態,各界預期貨幣政策將維持寬鬆。繼年末央行意外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市場預期,一五年中前,中國人民銀行將會進一步降息、降準,降低通縮風險。渣打銀行預測,第一季中國央行將再降息二十五基點(一基點為○.○一%)。瑞銀集團預估,在一五年底前,中國央行將再降息四十到五十基點。

一四年起,中國的年輕勞動人口開始下降,一年減少三百萬人。這不僅意謂著中國製造業已經開始轉型升級、服務業機會湧現,中國年輕人的價值觀也與以往不一樣了。

中國九○後「新的一天」

十年前,一位工人月薪兩千人民幣。現在,一位工人四千人民幣都留不住。三.一億農民工,不再甘於當大工廠裡的流水線工人,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小米創辦人雷軍、陌陌科技創辦人唐岩,為年輕人點燃白手起家的夢想。

最近,中國網路上開始有人討論「許立志現象」──來自廣東農村、二十四歲的富士康工人許立志,今年九月底從十七樓躍下自殺,他的詩集《新的一天》十二月剛剛出版。

九○後、打工者、詩人、富士康、自殺,這些時代性的標籤貼在許立志身上,讓他的詩不斷被流傳。詩中流露現實生活,也有充滿集體性隱喻:

沿著流水線,筆直而下

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汩汩流動,如血般地

主板,彈片,鐵盒…一一晃過

手頭的活沒人會幫我幹

幸虧所在的工站賜我以

雙手如同機器

不知疲倦地,搶,搶,搶

直到手上盛開?繁華的

繭,滲血的傷

我都不曾發現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不再充沛,創業、創新,成為中國九○後的想望。

除了人口,另一個影響經濟的因素,是拉動內需的房地產市場。

中國房地產市場自一九九八年一路上漲,還沒真正走過一個循環。

地產大亨不再豪情萬千

根據瑞銀集團《二○一五-一六經濟展望報告》,中國房地產市場已抵達供過於求的結構性拐點。瑞銀預估,房地產商明年將繼續減少土地購置、開工。一五年的新開工面積,將繼一四年下跌一○%之後,續跌一○%到一五%,一六年才有望回穩。

昔日豪情萬千的地產大亨,紛紛收斂身段。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曾公開感嘆,萬通的企業估值和美國矽谷新創企業Airbnb一樣。「萬通必須從房地廠商轉型為各種業態的全面發展,並退出主流語境,」馮侖低調地說。

即使房地產全面下滑,但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房市仍出現畸形的繁榮。截至十一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土地出讓金高達四五一九億人民幣,平均樓面單價比去年同期大漲五三.四%。

這是因為中國政府自九月以來,祭出三波刺激房市政策──九月底信貸新政,再給最低利率優惠;十月中降低公積金(退休金)貸款購房的門檻;十一月底,中國人行意外降息,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四個百分點至五.六%;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二五個百分點至二.七五%。

業界預測,二○一五年,一、二線城市房市仍將持續溫和成長,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將有下跌壓力。

中國曾有媒體報導,全中國有六千萬間住宅,六個月內電表沒有轉動,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房子賣出去沒有人住。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就曾批評,中國被扭曲的房地產市場,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費。

「房地產的兩項主要投入要素:資金和土地,這兩項要素的競爭不充分。土地是政府批的,資金是銀行批的,市場作用不大,全是靠關係。我判斷,中國房地產有很大的泡沫,」茅于軾在《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一書中寫道。

房地產一旦泡沫,經濟成長下行壓力就會更劇烈。不過,中國政府向來都能達成它訂下的經濟成長目標,七%一樣不會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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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聚光燈

紅色資本打造「一帶一路」

當中國對內忙著促轉型、調結構,對外也開始大國外交。揚棄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中國開始它的華麗轉身,要以經濟、政治實力,參與國際政經規則制定。

十一月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發布要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也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英國《金融時報》將「一帶一路」戰略,喻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陸上的絲路經濟帶從西安出發,沿河西走廊、穿過天山兩麓,途經中亞、西亞進入歐洲,繞道莫斯科、抵達臨近大西洋的鹿特丹,以及地中海畔的威尼斯;海上絲路則從麻六甲、西進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取道東非、進入地中海,北抵歐洲。

中國的華麗轉身,除了一帶一路外,還有剛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及金磚五國共同成立、擁有一千億美元應急儲備金、明年上海總部開張的「新開發銀行」。

「大國外交的精髓,在於準確審視和利用國際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本國有利的方向傾斜。中國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實力地位,可以主動在世界大國和地區強國間『謀勢』,」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受訪時說。

中國清楚表明,對於加入一種由華盛頓制定、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國際秩序──很抱歉,中國沒興趣。

但將中國這些舉動解讀為挑戰美國霸權,也是誤讀。

中共黨報旗下《環球》雜誌採訪政協委員,談到中國該如何自處時,最常被用到的辭彙是「冷靜」。「該中國承擔的自然要承擔,但超出中國能力和範圍的,中國不能去『充老大』。強加於我,我肯定不會去做,這是我們應該造成的一種氛圍,」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專委吳思科曾對《環球》表示。

相較於美國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中國這次大舉資本輸出,有兩點很不一樣。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指出,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對歐洲「國家」的援助,為了要防止歐洲經濟衰落衝擊美國。但是,中國注資給歐洲「企業」,是投資的市場化操作,目的是為了要化解中國國內生產過剩的困局。

是祝福,還是詛咒?

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不同,中國期待收穫的,不只是市場,還有技術。中國的資本輸出,為缺乏資金的歐洲企業注入新血,不僅是收購資產,也是為了購買科技與技術。

這是習近平、李克強多次訪問歐洲時常常呼籲的。

當西方焦慮中國買下全世界,中國不斷告訴西方,中國對外大舉輸出紅色資本,無非是為了消化內部生產過剩、巨大的外匯盈餘、追求產業升級。

真相也許在中國的說法與西方的陰謀論之間。

唯一不變的是,當巨龍轉身,謀求出路,冷靜以對、自我強化,是周邊國家的必修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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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聚光燈

「法治」,最時髦的統治工具

司法改革在中國,既是未來中共政權穩定的關鍵,也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武器。

在二○一四年十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後,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把「法治」列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舉措。

四中全會「決定」中,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包括巡迴法院、跨行政區法院及檢察院、公益訴訟、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等。

「依法治國」的兩面手法

「依法治國」怎麼做?中國領導層使出兩面手法。

一方面,反貪、平反冤案,贏取民心。四中全會後,十二月動作頻頻,先是開除周永康黨籍,挑選指標性的冤案,重審複查,如聶樹斌案異地複查、重審呼格吉勒圖冤殺案,企圖讓司法更加公開、公正、廉潔,贏得群眾認同。

這,符合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的思路。

但,另一方面,緊縮意識形態控制,異議份子因言論獲罪者愈來愈多。維權律師浦志強因為參加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最近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嚴重可能被判無期徒刑。作家徐曉也在十二月被北京公安帶走羈押。中國知識份子惶惑不安。

對知識份子高壓箝制,又取悅廣大民眾,同步鞏固政權正當性。而「法治」,正成為最時髦、執政成本較低的統治工具。

中國的「依法治國」,具備選擇性,可以用來大量平反冤案,強調技術上公平正義,也能用來對大量異議人士治罪,確保政權穩定。

黨大,還是法大?對中國而言,這是假議題。

中國二十萬法官,首先是黨的幹部,才是國家的公務員,最後才是人民的法官。

司法權,並不獨立於行政權之外。「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依法治國,是我國法治與西方所謂『憲政』的根本區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論述。

雖然批評者認為,法治不過是統治階層的遮羞布,但也有不少人沉默觀望,一四年嚴打個案之後,一五年習近平是否推出制度性糾錯的法案,例如,陽光法案、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等。

各界冷眼觀察,中共黨中央籠絡民心後,能否從打貪雪冤的個案式處理,走向更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

當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才是真正司法改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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