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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汽車頂層上的乘客

精華簡文

陳文茜:汽車頂層上的乘客

圖片來源:陳文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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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汽車頂層上的乘客

天下雜誌544期

我對違反憲政體制的抗爭手段,只選擇懶人包不聆聽經貿專家的傲慢,及以公審鬥爭侵犯他者言論自由的現象,感到憂心。 我珍惜的「民主憲政」共識,是否從此一去不復返?

《汽車頂層上的乘客》是偉大詩人路易.阿拉貢的長篇小說。當法西斯主義席捲歐洲時,他躲藏於智利駐法大使館;四天,白天黑夜振筆寫作,法西斯主義湧向法國,街頭一群「聖戰士」以「私刑」追捕知識份子,包括阿拉貢。暴徒們正在找他,要幹掉他。

《汽車頂層上的乘客》道盡了當時歐洲人人自保也自危的悲涼;這可能是史上數天即完成的小說,作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和悲劇的時代搶時間。第四天深夜,他完成小說;第五天穿上軍裝,奔赴前線;人生第二次對德軍作戰。他知道自己的筆,只能與黑暗的巴黎同在,他必須拿起槍,才能面對「斷腸」的世界。阿拉貢活過了二次大戰;晚年卻不幸目睹自己獻身信奉的「左派政權」腐敗,於是他決定和自己的青春道別。

那一次,他告訴讀者,「一個運動的出賣」往往超越了「悔恨」、「惆悵」、「寂寞」或者「憂傷」。所謂的「未來」在眼前是一片模糊的黑,遠方或許仍有光,卻已是難以辨識的微弱之光。

當台灣的憲政體制幾近癱瘓時,我選擇閱讀阿拉貢的作品。一個比我們更混亂的時代、更悲壯的戰士,更傷心的信仰者。

那是一種回望,一段回首。我聽到「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聲浪,那麼熟悉,那麼錯亂。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夜裡,一群學生決定在「不服從」概念下攻佔行政院。從法理而言,「佔領立法院」和「佔領行政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後者對憲政、國家運作、政治穩定的影響大上數百倍,它等同宣告因「兩岸服貿協議」的爭執,台灣同意放手讓國家進入「無政府狀態」。

我的耳旁有一個小小的聲音:「這是馬英九闖的禍,他剛愎自用,執政無能,自己收拾善後……」攔阻我發表意見。但電視上一名學生拿起梯子,旁邊人喊「江宜樺的辦公室在二樓」,當下我分秒不差地在世界週報臉書及新浪微博同時發出「民主的可恥」。三立、東森、中天、TVBS等四家電視台同時播放「佔領行政院長辦公室、機密恐外洩」。我引述了,然後在這場「反服貿運動」,做了第一次「不同意抗爭手段」的表態。

接著一個鐘頭左右,馬江定調「鎮暴部隊集結」,我立刻刪除世界週報臉書的評語,只因知道學生可能流血,「於心不忍」,也覺得自己一小時前的評語下得太重太快。

請守護我們脆弱的民主

我寫下另一則短文:「政府無能,民眾可抗爭;政策長期忽略年輕世代,學生可憤怒;反對服貿,任何人可表達。但有一條線叫『非暴力』。第一次佔領立院可稱之學習犯錯,再度失控攻佔行政院,已是不可容忍的底線。即使扁涉貪污,施明德率百萬紅衫軍包圍總統府,也未攻佔總統府。因為台灣脫離憲政,社會沒有未來。請守護我們脆弱的民主,它是許多人以生命青春換來的。請。」

這封信發出後立刻數萬人閱讀,我沒有關注按讚的三萬多人次,反而花時間仔細閱讀反對意見。反對者有的人身攻擊,挖祖墳、三字經、性別羞辱、香爐插、髒話滿天飛,有的則充滿對施明德的不屑。「他帳還清了沒」「叛徒」「他只是窮途末路的政客」。一小時湧入反對意見約一千多封,當然也有要求他們「閉嘴」的意見。

深夜回到家,我才看到孫立群發言,表示學生欲入行政院長辦公室,但為警衛阻攔,機密文件未外洩。再打開手機,準備修正尚未刪除的微博文時,發現由於我未同步即時刪除新浪微博上的文字,已被「網軍」們製作成看版,「公審」我「統派」、「造謠者」、「向北京示好」,並且是一頭「母豬」(這個比喻不聰明,因為豬肉目前在漲價)。

我立即澄清,並於臉書道歉,同時告知引述來源沒有惡意,且各大媒體也修正原錯誤報導。但網軍不只不刪除「公審看版」,繼續髒話、人身攻擊,每小時湧入千則。那一夜我充分體會許多電視報紙媒體主管及記者先前告訴我,「台灣正發生沒有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唯一自保的選擇是「稱讚太陽花很偉大」。

他們的網路文字暴力攻擊,對見過警總的我沒有太大影響,但對一般媒體記者必然產生恐懼效應。我相信它對一個追求偉大的運動沒有幫助,對台灣的「言論自由」更是恐嚇威脅。

一九九○年後台灣歷經太多社會抗爭,若和平落幕,靠的都是運動領導者的節制。讓我述說許多人不知道的紅衫軍故事。當施明德率百萬人,有機會也有能力攻佔總統府時,他選擇放棄,只回到在合法申請的車站廣場。

那一夜,許多幹部對他提出質疑甚至批判。為什麼?他含淚回:「這個國家的民主憲政是我以生命換來的,我不會為了陳水扁貪污或者硬拗不肯認錯,而摧毀憲政體制。」

由於沒有達到讓陳水扁下台的目的,三個月後紅衫軍開始內鬨,甚至批判「施明德帳目不清」、「他罹患肝癌去美國看病的錢從哪裡來?」羞辱,是台灣最後留給施明德的「禮物」。施明德後悔嗎?他至今仍如此堅信,因為走過戒嚴時代參與抗爭付出人生重大代價的領袖,反而珍惜「民主憲政」的可貴。那是多少年、多少離散、多少煎熬、多少家庭破碎、多少眼淚、多少青春換來的。怎麼忍心為了一時的憤怒,或個人權力的渴望摧毀它?對那一代犧牲者,國家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即使因此成為灰燼,也是玫瑰的灰燼。

讓我再說第二個世界上最著名的「公民不服從」故事:金恩博士的故事。他相信和平,最終為和平路線而身亡。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國民權運動史上最偉大的日子。甘迺迪總統原本擔心示威免不了發生衝突,結果金恩等領導人致力勸服民眾,非暴力才是民權運動最好的武器。他們合法申請示威,當日原本預估人數僅有兩萬五千人,行動展開時達十萬人,抵達林肯紀念像時已湧入二十五萬人。

其中有沾滿污泥的農夫、有進不了大學的優秀黑人學生、有工人、有當不上主角的黑人電影明星,也有充滿良知的白人。

不可用仇恨來解決問題

太陽炙熱地照著每一個經過豔陽底下的子民,抵達終點時,黑人女歌手卡蜜拉.威廉斯唱起了美國國歌,全場撼動,黑人們聲音顫抖共同合唱。美國媒體捕捉其時一旁戒備的警方,竟不禁動情也流下了眼淚。

下午三點左右,金恩上台,含淚訴說黑人的痛楚,但他更提醒群眾,「絕不可利用仇恨滿足自由的解決之道。」接著金恩擱下原本預定的講稿,開啟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州的紅山頂上,本是黑奴的兒子與黑奴主人的兒子能像兄弟般仳鄰而坐……我有一個夢想,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四個孩子能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以品格評斷他們的國家……。」

二十五萬人在最終金恩高喊「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時,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激動,放聲大哭。他們激情地參與運動,安靜和平地離開。沒有人佔領白宮,也沒有人以「抵抗權」、「公民不服從」之名佔領「白種人」控制的國會。《紐約時報》第二天以頭版「二十萬人和平華盛頓民權大遊行」報導民權運動的重大勝利,甘迺迪立即宣示政府將通過「民權法案」。

金恩發表這場演說時,年僅三十四歲,比現在學運領導人大不了幾歲。他誕生於亞特蘭大幫傭家庭,命運比今天憤怒的世代更苦、更卑微。金恩於全美國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地區長大,三十四歲的他早已因民權運動數度入獄。金恩的夢想演說後,不到三個月,甘迺迪因提出黑人民權法案遭暗殺。四年八個月後,一聲平板而清脆的來福槍響起,子彈撕裂穿透金恩的臉,金恩倒下了。時間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葬禮上,金恩的靈柩以騾子拖行,紀念他一生戮力的窮苦運動。四十年後,美國黑人不只終於自由,歐巴馬不可思議地當選美國總統。金恩無緣親睹此幕,但那不是他的目的。他的夢想實現了,這才是他的渴望。

自○八年起,我同情也理解年輕世代的痛苦,否則不會一系列製作「獻給失落的一代」電視節目,出版《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並寫下「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等文。但了解心疼之餘,我對違反「憲政體制」的抗爭手段,只選擇懶人包不聆聽經貿專家的傲慢,及以公審鬥爭侵犯他者言論自由的現象,感到憂心。

此刻我的腳步遲疑蹣跚,問自己,我那曾經付出十多年青春、無限珍惜的「民主憲政」共識,是否在眾聲喧嘩下,從此一去不復返?

是否?(本文寫於三月三十日反服貿運動凱道抗爭之前)(作者為知名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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