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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錯誤的自由貿易 傷害公眾利益

精華簡文

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錯誤的自由貿易 傷害公眾利益

圖片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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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錯誤的自由貿易 傷害公眾利益

天下雜誌544期

要開放?還是要保護?是長久以來的爭論。

聽聽歐巴馬怎麼宣傳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貿易伙伴關係」、「會創造更多的就業」。這些鼓吹TPP的說帖聽起來十分耳熟,「自由貿易」彷彿各國政府流行的高級修辭。

「我通常是支持自由貿易的,但如果TPP夭折了,我可能不會怎麼灰心洩氣,甚至還會有點如釋重負,」說這話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R. Krugman),原因是他認為對受惠產業有益的事情,不一定總是對美國有利。

商業利益不能優於國家利益

持相同觀點的是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他在《自由貿易這場戲》(The Free-Trade Charade)一文中分析,比起過去,關稅已經降到很低的今日,各國的自貿協議往往不是要建立真正的自由貿易體系,多半是為了政治的考量。

他主張,在進行貿易協商談判之前,應該把握三個基本原則:第一,任何貿易協議應該要對等。其次,任何貿易協定,都不能將商業利益置於廣義的國家利益之前。最後,過程必須要透明。

史迪格里茲認為,典型的貿易協議都將商業利益優先於其他價值,例如像是環保、文化等利益,往往被忽略犧牲。只有少數如法國,希望在談判協議的過程,將「文化」排除在外,以支持其藝術電影的發展。像這類以及其他廣義的公眾價值,應該是不可以談判的。

他也認為,自由貿易不能夠一體適用。因為,每個國家的需求不同,有不同的政治局面與制度,經濟發展階段也各不相同。

身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被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弗曼讚為「對真實經濟運作直言不諱」。三月中,他在《紐約時報》發文,再度闡釋他對於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觀察。

雖然,他文中分析的主體美國,有廣大的內需市場,台灣則是高度依賴貿易,兩者或許在「自由開放」與「保護」的抉擇與衡量會有所差異。但在急著擁抱自由貿易之前,別忘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純粹的自由貿易。在各方論辯自由貿易協議的優缺得失之際,我們需要更了解它的侷限。

以下是史迪格里茲這篇〈掉入全球化的錯誤端〉(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重點摘錄︰

一談到「貿易協議」,大家可能就目光呆滯、兩眼發直。但我們都應該注意,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錯誤的全球化。

先來解決一下歷史問題。今天的貿易協議與二次戰後主張的降低關稅,已有很大的不同。當各國的關稅降到極低,貿易擴張,各自發展優勢產業,生活水準得以提升,今日貿易協議的談判重點也轉向「非關稅障礙」。

「去管制」的代價全民買單

為了企業的利益,貿易協議的促進者大力推動「去管制」,冠冕堂皇地宣稱,這是為了提高效率的良善。可是多數的法規(也就是所謂的「管制」),即使不完美,往往都是有理由的,例如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發展,以及環境。

這樣積極「去管制」的貿易協議風險就是,代價由全民買單。貿易談判者被說服,貿易協議是對貿易及企業獲利有好處的。但是剩下的我們,將會是大輸家。

這也就是為什麼,祕密協商風險特別高,因為我們正是談判桌上的高額賭注。如果協商是祕密的,就沒有辦法以民主的程序檢視查核,對協議的負面影響,也將無從限制。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對自由貿易協議熱情支持,包括許多經濟學家。

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增加失業

自由貿易是早期經濟學的中心原則。沒錯,貿易有贏家也有輸家,贏家永遠可以補償輸家,所以自由貿易是雙贏的。不幸的是,這樣的結論有前提假設,其中更有許多是完全錯誤的。

例如,傳統理論中,假設勞工可以在工作之間無縫接軌、自由轉換;假設經濟是處在完全充分就業,在部份經濟學家的理想上,因全球化失業的勞工,可以快速從低技術部門轉到高科技產業。只是在高失業率,特別是長期失業比例如此之高的今日,我們不該再自滿於自由貿易。

貿易協議的「去管制」,使得開發中國家付出高額的代價,雖然他們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已開發國家如美國,也同樣遭遇衝擊。由於管理不善的全球化,這些建立在李嘉圖「比較利益法則」的貿易協議,實際上會有增加失業率的風險。

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工作外包,利用國外便宜的勞動力生產,可以將便宜的產品銷回美國。但美國勞工卻面臨與國外廉價勞動力的競爭,不只造成失業,也影響到保住飯碗的人,因為高失業率使得調薪的壓力降低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一個全職的男性勞工,實質中位數所得比四十年前還要低。

政治加劇了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表示,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但不代表贏家會這麼做。

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相反的是,他們不會這麼做的。貿易協議的擁護者經常說,為了保持美國的競爭力,結果不僅工資被削減,對於促進公眾利益的稅收與支出也是。擁護者認為,為了長期的利益,我們應該要接受短期的痛苦。但別忘了凱因斯告訴我們的,「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我重複強調兩個觀點。

第一,美國貧富差距達到三十年來的最高峰,是政策及種種法令造成的結果。當總統強調「不公平」是國家的首要問題時,每一個新的政策法令,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好好加以檢視。

破解涓滴經濟學的迷思

像TPP這類加深貧富差距的協議,企業固然獲利了,用傳統方式計算的GDP可能(但也不保證)會上升,受衝擊的卻是一般民眾的福祉。

這也延伸出我第二個觀點,我再次強調,補貼移轉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認為,政府財政補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是個迷思。

像TPP這樣的政策,壯大了企業,卻不一定會幫助到中產階級,更不用說是底層的民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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