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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經濟發展的手段是投資,不是消費

精華簡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經濟發展的手段是投資,不是消費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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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經濟發展的手段是投資,不是消費

天下雜誌520期

去年剛滿六十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事業成就達巔峰,卻思鄉日切。

他是中國第一人擔任國際機構——世界銀行副行長的職位。去年卸任後,回中國依然受到高度重視,續任他在一九九四年創辦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同時,他發表許多著作,其中《新結構經濟學》一書,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譽為「發展經濟學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林毅夫思鄉情切。在博鰲論壇開幕式,特別走到前副總統蕭萬長面前握手致意,也在演講中說,「我很想回台灣看一看。」

當然,在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演說中,台灣與中國都成了論述的主角。

為什麼我要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做為發展理論的第三波思潮?

「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的新學科,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殖民統治,取得民主解放,追求國家的現代化。

第一波叫做「結構主義」。就是發展中國家動員一切的力量,在政府指導下,克服市場的困難,建立現代化國家。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進行了整整一代的努力。但是經濟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拉近。

第二波思潮叫做「新自由主義」。標準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好,都是因為政府干涉太多,沒有像發達國家有那麼完善的市場經濟。所以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進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政府要放手讓「市場」解決發展問題。

失敗的新自由主義

現在,又是三十年過去。追求華盛頓共識的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反而比前面結構主義之下的效果還差。

為什麼這麼多年,發展中國家還是比發達國家的水平低、還是貧窮?當中只有很少數國家,實現經濟快速發展。

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步到中等收入,現在是高收入。一個是我出生的地方,台灣;一個是韓國。

然後,只有十三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當中,除了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其他都是歐洲國家。而這些在西歐的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

這些發展成功的經濟體,他們在推行政策的時候,從當時的經濟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政策。例如二戰以後的亞洲四小龍,或是八○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都是出口導向,不是進口導向。

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要素稟賦」。

首先,檢視你這個國家總共有多少自然資源?有多少勞動力?有多少資本?現有的基礎設施效率如何?還有各種制度的安排,包括法律、金融制度的效率。

「要素稟賦」,是國家、企業、個人在做決策的前提。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的是資本比較多,有的是勞動力比較多,有的是自然資源比較多。比較多就相對便宜,反過來,比較少就相對貴。

一定要用相對便宜的資源要素,去替代相對貴的資源要素,你的成本才會最低,你的產出才會最大化。

用最慢的馬跟最快的馬競爭

過去前兩波思潮,總是看發達國家有什麼,然後要發展中國家依樣畫葫蘆,按照發達國家的方式來做,結果失敗。

如果兩方要賽馬,他那邊實力比你強,你用你的快馬跟他的快馬競爭,你會輸。你用你最差的和他的快馬競爭,然後用你快速的馬和他中速的馬競爭,用你中速的馬跟他慢速的馬競爭,你就會打贏。

「新結構經濟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發揮在你現有「要素稟賦」的基礎之上,找你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市場,做大做強。

比如說,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靠的是什麼?

勞動力相對密集的製造業、組裝業,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已經征服全世界了。

現在,中國已經是六千美元人均收入的國家。高中生剛剛畢業進入工廠的第一天,他一個月的工資就要三五○美元。勞動力很便宜的比較優勢,已經逐漸消失。

人力資本 取代工資優勢

但是,現在中國資本相對便宜,而且累積了人力資本。比如二○○○年時,每年招收的大學生只有一百萬,現在一年招收的大學生是七百萬。在這種狀況之下,比較優勢就變化了。

中國優勢就變為,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貴、各種體制與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在最前線的技術上,不斷創新,不斷引領世界的技術、思想和潮流。

只要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找到它的優勢所在,就會有相對快速的發展機會。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一方面必須把各種要素的資源配置好,產生競爭力。二方面,必須不斷產業升級、技術升級。

不管任何國家,如果要提高收入水準,唯一的手段就是投資。不論是投資在產業、技術,或基礎建設。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消費自然會增加。

投資是發展的手段,消費是發展的目的。要釐清這兩者的辯證關係。這樣我覺得,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還非常大。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化、市場化。但實踐的結果如何?

你看南亞、非洲,除了容易收費的行動通訊之外,三十年來沒什麼投資。這就造成現在大部份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非常落後,到處都是瓶頸。

基礎研發 要靠政府支持

技術研發也需要政府。企業能做商業性研發,但基礎性的研發是一個公共產品。

比如物理、化學、工程力學等知識上的突破,很多沒辦法申請專利、投資時間長、風險非常高。這時,就應該由政府提供資金給大學、研究機構來做。

靠政府與市場的兩隻手,發展中國家才能有很高的發展潛力。

過去,我在世界銀行當高級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時,有個很大的認知。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知識菁英、老百姓,不管是我在台灣的鄉親,或是我在大陸的同胞,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跟子女的命運。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擺脫貧困,變成一個受人尊敬的現代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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